北宋防治瘟疫举措

时间：2020-03-09　来源：中国尊龙凯时报3版　作者：王志翔

　　北宋文学家苏轼的一首诗记载了宋神宗时期的一次瘟疫。诗曰：“来往三吴一梦间，故人半作冢累然。独依旧社传真法，要与遗民度厄年。赵叟近闻还印绶，竺翁先已返林泉。何时策杖相随去，任性逍遥不学禅。”

　　在古代，水、旱、风、蝗等自然灾害造成的饥荒，往往增加疫病流行的几率。因而，继之于灾荒之后的疫病流行时有发生。北宋从建隆元年至靖康二年整整167年中，发生14次瘟疫，平均每12年1次。而南宋则平均5年多1次。不仅与南宋比，与其他朝代相比，北宋疫病的发生频率也是较为低的。

　　究其原因，与政府的防治措施有很大关系。北宋期间发生14次流行病，其中有12次政府都颁医方，派官施药救疗。皇帝和政府官员也都全力以赴。如宋仁宗赵祯，为了控制流行病，不顾侍从的劝阻，将自己用的珍贵药物“通天犀”碎之和药以救民疫。一些政府官员慷慨解囊赞助成立临时“病坊”。如苏轼在元祐四年至五年（1089年至1090年），在杭州大疫时，除奏请朝廷减免供米作坛粥药、遣医分坊治疗外，还资助银两，赞助建立病坊，使活者甚众。

　　北宋政府不仅在疫病发生时能够采取措施加以控制，而且在平时也特别注重预防。如颁布《太平圣惠方》《庆历善救方》《简要济众方》等，“令州县长吏按方剂以救民疾”。

　　为了防止部队中疫病流行，宋朝廷常在夏秋或疫病流行的时候，由太医局定方，配制成药，或由和剂局发给各部队常备的防疫药物，让部队军士们服用。据北宋许洞的《虎铃经》记载，当时防治疫气的药方有“时气疫方”“霍乱吐泻方”“山瘴疟方”“瘟疟方”等。

　　这一系列事例进一步说明，在古代社会，面对瘟疫，政府有利及时的医药措施，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疫情的危害。事实上，尊龙凯时也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发挥了巨大作用，对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作用。（王志翔 《中医健康养生》杂志社 ）

时间：2020-02-27　来源：中国尊龙凯时报3版　作者：刘承 姜良铎

　　《说文解字》说：“疫，民皆疾也。”在我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即有关于疫病的论述，《素问·刺法论》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中国至少已有3500年以上的疫情历史，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疫”的记载。

　　历代医家治疗疫病的经验

　　东汉中后期，我国中原地区疫情频发，《后汉书·五行志》记录有10次疫情，尤其建安年间，疫情持续时间之长、死亡人数之多，是历史上少见的。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中写道：“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战争频繁，饥谨连年，气候寒冷，以至出现“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的悲惨状况，面对疫病流行的惨状，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对建安疫病证治进行理论总结，著成《伤寒杂病论》，创立六经辨证体系，不仅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而且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

　　晋人葛洪在《肘后备急方·治瘴气疫病温毒诸方》中，列举了数首“辟瘟疫”“辟天行疫病”的方剂，可以说是最早出现的预防与治疗疫病专方。书中记载了以药物少许，纳鼻中防治疫病的方法，今天看来仍不失为有效方法。再如以药物制成药囊佩带于胸前、挂于门户、烧烟熏居所的防治疫病的方法，这些方法对后世影响很大，流传很广，至今仍有沿用者。

　　南北朝时期南朝多流行温热疫，陈延之率先提出了“伤寒与天行瘟疫为异气”的看法，在《小品方》中阐述了伤寒与时行瘟疫的区别。随后唐代在贞观以后，也多次发生疫灾，孙思邈的《千金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载有多首治瘟、辟瘟方剂，《千金方》还记载饮用屠苏酒防疫的方法。

　　李东垣在《内外伤辨惑论》记述了公元1232年间疫病的流行，东垣创制补中益气汤治疗。李东垣所称的这次内伤病，其实是一种以脾胃内伤为基础的外感病，著名医史学家范行准先生研究考证认为，其实就是鼠疫（《中国医学史略》）。李东垣用益气升阳法治疗烈性传染病，为后世树立了甘温除热法治疗疫病的典范。《东垣试效方》还记述了泰和二年（1202年）一次疫病流行，东垣用普济消毒饮治疗。

　　吴又可经历了明代崇祯辛巳（1641年）之疫，《瘟疫论》说：“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1642年，吴又可“静心穷理”，集“平日所用历验方法”写出了我国温病学第一部专论疫病的著作——《瘟疫论》。《瘟疫论》是中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对后世温病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成就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创立了新的病因学，“杂气”说，与现代传染病的病原体特征基本相符。二是创立新的病机学说，邪自口鼻而入，侵入膜原。三是创立新的治疗学，疏利透达膜原法，创立达原饮治疗，提出“客邪贵乎早逐”观点。

　　清代余师愚经历了乾隆33年之疫，《疫疹一得》中余氏描述的是一种出疹性的疫病。余氏总结前人治疫经验创立的大清气血方——清瘟败毒饮治疗。

　　王孟英于道光十七年写成《霍乱论》一书，20多年后在上海“适霍乱大行”，于是重订《霍乱论》，名为《随息居重订霍乱论》，创立了适合湿热病中焦证的辛开苦降方，如连朴饮、黄连定乱汤、燃照汤、蚕矢汤、甘露消毒丹等。王孟英还针对霍乱急症提出一系列救急措施。

　　杨栗山是清代疫病学派著名医家之一，著有《伤寒温疫条辨》一书，认为温病的病机是“邪热内攻，凡见表证，皆里证郁结，浮越于外也。虽有表证，实无表邪”。他自创以升降散为总方的15个治疗疫病方剂。

　　此外，叶天士的《温热论》、薛生白的《湿热条辨》、吴鞠通的《温病条辨》等诸多温病学著作中的“温热病”“湿热病”等，都包含了多种急性传染病，叶天士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方法，吴鞠通创立了三焦辨证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对于今天治疗各种急性传染病都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中医预防瘟疫没有疫苗，但对天花的预防在世界上最早发明了接种术。就是将患过天花病人的疱浆挑取出来，阴干后吹到健康人鼻孔中，接种上天花后就不再感染。这种方法最早起源于何时，还没有定论，但到明清时，已有以种痘为业的专职痘医和几十种痘科专著。清代政府还设立种痘局，可称是世界上最早的免疫机构。

　　由此可以看出，在历代治疗疫病的过程中，涌现出大量治疗疫病的医家，他们在继承中医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疫病的特点，不断创新，取得了显著的疗效。张仲景解表散寒，李东垣补中益气，吴又可燥湿解毒，余师愚两清气血，王孟英清热除湿，杨栗山升清降浊，这些抗击疫病经验经过凝炼，上升为新的理论，以学术专著的形成为标志，丰富了中医治疗外感病的学术内容。疫病不同，治法不同，但都是在坚持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的辨证论治。中医在整体观念的指导下，分析疫病的病因、病机，确立相应的治法，这就是中医治疗疫病最宝贵的经验。

　　中医防疫的基本原则

　　中医对疫病的预防就是要增强人体的正气。人的正气主要由精气等物质构成，《素问·金匮真言论》说“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可见对于精的保养十分重要，要藏精就要让精能正常生成，而且不能过多耗散。精的生成是要靠饮食物化生的气血不断来充养，精、气、血是可以相互化生的，如果气血不足，精就无法充足。气血要充足，首先要饮食有节，要避免饥饿，同时也不能暴饮暴食，要均衡饮食，营养全面而丰富，不能偏食。气血的生成还有赖于脏腑功能的正常。气血要能充养精，还必须要求气血和顺，情志畅达。另一方面，要防止精的耗散，就不能过劳，包括劳心、劳神、劳身以及房劳，要做到“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概括起来说就是《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说：“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疫病的致病邪气毒力非常强大，正气的抗邪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所以避免邪气的侵袭也是预防疫病的重要环节。《素问·上古天真论》说：“虚邪贼风，避之有时”，《素问·刺法论》强调要“避其毒气”。要避免疫邪的侵袭，就要讲究个人卫生，对环境消毒，疫病发生后要采取隔离措施，这些在中医古籍中都记载有具体的做法，如清代后期，鼻烟壶曾是驱逐瘟疫的工具，宫廷中的医生常以鼻烟配方的方药，治疗鼻病和瘟疫。民间则多以芳香药装入小袋，佩戴身边，悬挂于居室，以预防瘟疫。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肆虐之际，在没有特定疫苗的情况下，中医非特异性的预防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处在同样的暴露环境下，有人发病，有人不发病，发病后也有轻有重，本次疫病中有基础疾病者、肥胖者、老年人预后较差，容易发展为重症，说明不同人群、不同个体对病毒的抵抗力是不同的。扶正祛邪是中医重要的防治法则，但扶正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吃补药，要根据不同的体质情况选择合适的药物，气虚者需要补气，阴虚者应滋阴；驱邪也不能盲目进行，要确定邪气的性质，容易上火者应清热，湿邪重者要除湿。药物预防是二级预防，一般来说是针对特定人群的，如医护人员等密切接触者，以及体弱多病者。

　　对于通用的防护原则，我们认为应注意以下几点：适寒温，食清淡，避邪毒。适寒温是指我们的衣着要与环境相适应，过冷或过热都会导致人体抵抗力下降；肺为清虚之脏，饮食肥甘厚味浊腻之物，会妨碍肺的宣发和肃降功能，从而降低对外邪的抵抗力；避邪毒是任何时候都必须重视的，因为本病为所有人普遍易感，戴口罩，勤洗手避免毒邪从口鼻而入，决不能因为服用了预防药物而大意，就暴露在病毒环境中。（刘承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姜良铎 北京尊龙凯时大学东直门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