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章辞世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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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劳尔版肖像(Flower portrait)

曾为弗劳尔家族(Flower family)所有，因此得名。

创作年代存在争议。

1616年3月下旬，威廉·莎士比亚对遗嘱做了部分修改。这不免叫人想到，他是否身体有恙，命不久矣。他仿佛有些失常。他的签名摇摇晃晃，遗嘱里有些犯糊涂的征兆：他显然想不起自己姐夫托马斯·哈特（Thomas Hart）或者哈特任何一个儿子的名字——尽管同样奇怪的是，五位证人里没有一位提供了这些细节。说到底，为什么莎士比亚要这么多证人在场，这是个谜。一般有两个就够了。

在莎士比亚的一生中，这是段变故频生、令人不快的时光。一个月前，他的女儿茱蒂丝嫁给了当地酒商托马斯·奎尼（Thomas Quiney），但这人性格可疑。茱蒂丝时年31岁，她的婚姻前景极有可能正迅速黯淡。不管怎么说，她似乎选了个糟糕的人，两人结婚后刚过一个月，奎尼就因为跟一个叫玛格丽特·惠勒（Margaret Wheeler）的女人非法淫乱被罚款五先令——这样的羞辱，对新娘及其全家真是相当够呛。更糟糕的是，惠勒小姐还因为生下奎尼的孩子而去世，给丑闻增添了几分悲剧性。

更雪上加霜的是，4月17日，威廉的姐夫哈特过世，让他姐姐琼成了寡妇。六天后，威廉·莎士比亚本人因不明原因逝世。再不会有比这更糟糕的几个月了。

莎士比亚的遗嘱，如今存放在伦敦基尤英国国家档案馆的一个盒子里，锁在一个专门的房间。遗嘱写在三张大小不同的羊皮纸上，并附有莎士比亚六个已知签名中的三个，每页各一。这是一份干瘪得惊人的文书，“绝对不带一星半点我们伟大诗人的生动灵魂”，斯特拉特福的牧师约瑟夫·格林(Joseph Greene)于1747年重新发现了它，并为它的缺乏情感大感失望。

莎士比亚留下了350英镑的现金，外加四栋房子(包括室内的一切，以及连带的大量土地，据估计，总价值略少于1000英镑)，还有一座诚然算不上特别堂皇但也漂漂亮亮的可敬庄园。他的遗赠相当直白：给姐姐留下了20英镑现金，允许她余生使用位于亨利街的老家房子；给姐姐的三个孩子(包括他记不得名字的那个)每人留下五英镑。他还把衣服留给了姐姐琼。虽然服装有其价值，但按大卫·托马斯的说法，这很不寻常，因为它留给的是异性，想来是莎士比亚大概认为没有别的人会欢迎它们吧。

文件里最著名的一句话出现在第三页，是在原文的行间额外加入的，他精炼地说道：“我把家里次好的床及床具留给我妻子。”(床具指床上用品。)除此之外，遗嘱里再也没有提到莎士比亚的遗孀。从这句话里，可以就夫妻两人的关系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学者们长久以来争论不休。

床和床上用品当然是贵重物品，遗嘱中经常会提及。人们有时曾辩称，次好的床是婚床——最好的床留给重要的访客——故此充满了温柔呵护的联想。但大卫·托马斯说，证据对此并不支持，而且，丈夫几乎总是把最好的床留给妻子或长子。他认为，次好的床必然是份欠佳的遗赠。有时人们也指出，身为莎士比亚的遗孀，安妮将自动获得莎士比亚1/3的遗产，故此莎士比亚没有必要把她单列出来，指定特别的遗赠。可即便考虑到这一点，遗嘱里这么简洁地提及配偶，也是极为罕见的。

大卫·托马斯的同事简·考克斯(Jane Cox，现已退休)专门研究过16世纪的遗嘱，她发现，通常丈夫们都会对妻子说些体贴呵护的话——康德尔、海明格和奥古斯蒂·菲利普斯都这么做过——还往往会留给她们一些特别的纪念品。莎士比亚没有这样做，但一如塞缪尔·舍恩鲍姆所指出的，他对“其他家庭成员也并无关爱提及”。至于安妮，大卫·托马斯暗示，也许她在精神上欠缺行为能力。还有可能是莎士比亚病得太重，没法再多写深情的字句了。

大卫·托马斯认为，莎士比亚遗嘱上的签名可能是伪造的——也许不是出于什么歹毒的原因，而仅仅是因为他病得太厉害，再也握不住羽毛笔了。如果签名不是真的，那对历史记录来说可谓是场震动，因为遗嘱中包含了莎士比亚6个已知签名的一半。

他为斯特拉特福的穷人留下了10英镑，有时候，有些人认为这太吝啬。但实际上，按大卫·托马斯的说法，它非常慷慨。对莎士比亚那样地位的人，更常见的赠款是两英镑。他还给一名教子留下20先令，给若干朋友留下为数不等的小额款项，包括(也是在行间插入另写的)给海明格、康德尔和理查德·伯比奇每人26先令购买纪念戒指(这是当时的常见做法)。所有剩下的部分都归他的两个女儿，大部分给了苏珊娜。

除了次好的床，以及留给琼的衣物，他只提到了另外两件私人物品—— 一口镀金银碗，一柄仪仗剑。朱迪思得到了碗。如今，它很可能正放在郊区某户人家的餐具柜里，只是没人认得出来；它不是那种会被抛弃的东西。仪仗剑留给了当地的一位朋友托马斯·库姆(Thomas Combe)；它的命运同样不得而知。人们普遍推测，莎士比亚在环球剧院和黑衣修士剧院的股份已经卖掉，因为遗嘱中毫无提及。他遗产的完整清单(列出了他的书籍，还包含了其他许多对历史很有价值的内容)将送到伦敦，很可能毁于1666年的大火，没有一丝半点流传下来的痕迹。

莎士比亚的妻子于1623年8月去世，就在第一对开本出版之前。他的大女儿苏珊娜一直活到1649年，在66岁时过世。他的小女儿朱迪思一直活到1662年，死于77岁。朱迪斯有三个孩子(其中有个儿子也叫莎士比亚)，但全都比她走得早。斯坦利·韦尔斯说：“朱迪斯是个被错过的绝佳机会。如果最初给莎士比亚作传的人里有任何一个向她求助，她都能告诉他们我们迫切想知道的各种事情。但这些作家，似乎没有一个费心去找过她。”莎士比亚的孙女伊丽莎白(同样有可能揭开有关莎士比亚的诸多谜团)，一直活到1670年。她结过两次婚，没有孩子，所以，她一死，莎士比亚的直系亲属就彻底没有了。

在莎士比亚去世后的几年里，剧院蓬勃发展，比他在世的时候还要繁荣。到1631年，伦敦周边有17家剧院营业。然而，好时光没能持续太久。到1642年清教徒关闭剧院时，只有六家剧院还在营业：三家是圆形阶梯剧院，三家是礼堂式剧院。剧院再也没能吸引如此广泛的社会阶层，因为看戏已经不再是一种普遍的消遣。

要不是有亲密朋友兼同事约翰·海明格和亨利·康德尔的不懈努力，在莎士比亚去世七年后制作了他的作品全集(也即第一对开本)，莎翁的剧作说不定同样会失传。第一对开本首次出版了莎士比亚的18部戏剧：《麦克白》《暴风雨》《凯撒大帝》《维洛那二绅士》《一报还一报》《错误的喜剧》《皆大欢喜》《驯悍记》《约翰王》《终成眷属》《第十二夜》《冬天的故事》《亨利六世》(第一部)、《亨利八世》《科利奥兰纳斯》《辛白林》《雅典的泰门》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如果海明格和康德尔未曾费这番心思，我们说不定再也见不到所有这些作品。按今天的看法，他们的所作所为是真正的英雄主义。

海明格和康德尔是张伯伦勋爵剧团最初成员里仅剩的两人。和本书故事中的几乎所有人一样，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很少。海明格(写作“Heminges”，科莫德写作“Heminge”，还有人写作“Heming”或者“Hemings”)是剧团的业务经理，但偶尔也兼任演员，至少，按传统的说法，他是第一位扮演《亨利四世》中福斯塔夫爵士的人——但也有人说，他有些口吃，韦尔斯就说过，“这对演员来说是个遗憾的妨碍”。他在遗嘱中把自己形容成“伦敦市民，杂货商人”。莎士比亚时代的杂货商人贩卖的是大宗商品，而非在商店里卖些生活补给品(着眼于“杂”而非“杂货”)。不管怎么说，他特意这么说，只意味着他属于杂货商行会，而不是说他积极参与交易。他跟妻子丽贝卡育有13个(也可能是14个)孩子。想必读者们还记得，丽贝卡是演员威廉·克内尔的遗孀，克内尔1587年在小镇泰姆死于斗殴，让女王的部下剧团多出了一个空缺，一些评论家在推测中热切地把年轻的威廉·莎士比亚安在了这个位置上。

康德尔(写作“Condell”，在他的遗嘱里也写作“Cundell”)是一位演员，显然以喜剧角色出名。和莎士比亚一样，他做了明智的投资，足够富有，可以毫无顾虑地自称为“绅士”，他在当时属于富勒姆外围的村庄有处乡间住所。他在遗嘱中慷慨地赠予海明格五英镑，比莎士比亚留给海明格、康德尔和伯比奇的总额还要多得多。康德尔育有就个孩子。他和海明格在伦敦城墙里的圣玛丽奥尔德曼伯里比邻而居，长达32年。

莎士比亚去世后，他们决定整理出版莎士比亚的作品全集——这不是桩微不足道的小事。他们想必受到了本·琼森的影响，后者在莎士比亚去世的1616年，为自己的作品出版了一部漂亮的对开大册——这显然是一个大胆而自负的举动，因为通常而言，人们认为剧作配不上这么堂而皇之的纪念。琼森相当好斗地把书称为“自己的著作”，一位刻薄的观察家忍不住质疑：琼森是不是丧失了区分著作和剧作的能力。

我们不知道这个项目用了多长时间，但等到1623年秋天作品集准备好能出版时，莎士比亚过世已经七年。它的正式名字叫作“威廉·莎士比亚先生的喜剧、历史剧和悲剧”(Mr. William Shakespeare’s Comedies, Histories, and Tragedies)，但此后全世界都叫它第一对开本[1]。

它由爱德华·布劳特(Edward Blount)和父子团队威廉及艾萨克·贾加德出版。这个选择颇为奇怪，因为老贾加德早些时候出版过诗集《热情的朝圣者》，标题页写着威廉·莎士比亚的名字，但实际上，莎士比亚只贡献了两首十四行诗，外加三首选自《爱的徒劳》的诗，这暗示整本书可能未经授权，故此很可能遭到莎士比亚的嫌弃。但不管怎么说，到出版第一对开本时，威廉·贾加德病得厉害，几乎可以肯定他并未参与印刷工作。

出版不是个能轻率做出的决定。对开本是大书，制作成本很高，所以，第一对开本定了个雄心勃勃的高价—— 一英镑(这是用小牛皮捆扎的版本；无捆扎版本稍微便宜些)。相比之下，十四行诗出版时单册仅为五便士——是对开本售价的1/48。即便如此，第一对开本仍然卖得不错，在1632年、1663年到1664年间，还有1685年，分别又出版了第二、第三和第四版。

第一对开本的设想是，不光要出版之前未能见诸铅字的剧本，也要纠正、恢复此前出版得太糟糕、太随意的版本。海明格和康德尔的最大优势在于，在莎士比亚的整个职业生涯里，他们都与之合作，再没有比他们更熟悉他作品的人了。为帮忙回忆，他们有大量可供参考的宝贵资料——比如莎士比亚自己手里的提词本、草稿纸(粗略的手稿或原始副本)，还有剧团拥有的校正本(现在均已散失)。

在第一对开本之前，当时所存的所有莎士比亚戏剧均为廉价的四开版，质量起伏极大——有12部传统上认为“好”，有9部被视为“差”。好的四开本显然至少是以基本忠实的剧本副本为底本的；差的四开本，一般认为是“根据记忆重构”——也就是说，由参演的演员，或受雇参与记录戏剧(以便留下可供管理的抄本)的抄写员一同根据记忆确定的版本。差的四开本恐怕确实很烂。以下这段哈姆雷特的著名独白，就来自一份差劲的四开本：

To be, or not to be, I there’s the point,

To Die, to sleepe, is that all？ I all.

No, to sleepe, to dreame, I mary there it goes,

For in that dreame of death, when wee awake,

And borne before an everlasting Judge,

From whence no passenger ever returned...[2]

海明格和康德尔自豪地一笔勾销了所有这些糟糕的版本(他们在第一对开本的前言中说“因不怀好意的骗子靠偷、靠骗而流传在外的，各种残缺可疑的版本”)，并努力恢复了莎士比亚剧作“真正最初的面貌”。他们用好玩的措辞夸口道，如今，这些作品“治愈了，四肢健全了”。不过，第一对开本其实仍然是起伏极大的作品集。

就算是在门外汉的眼里，第一对开本的印刷疏漏也多得吓人。奇怪的地方出现莫名其妙的词：比方说，在第38页的底部，立着一个硕大又明显多余的“THE”；页码前后不一，还有许多扎眼的印刷错误：有一章，第81页和第82页出现了两次，但第77—78页、101—108页和157—256页却完全没出现；在《无事生非》里，道格培里和弗吉斯的对白突然不再以角色的名字起头，而变成了最初扮演这两个角色的演员的名字威尔和理查德；等等。

剧本里有时分了幕和场，有时又不分；在《哈姆雷特》里，分场的做法半途而废。角色名单有时放在剧本之前，有时放在后面，有时完全缺失。舞台指导有时很全面，有时又完全没有。《李尔王》的一段重要对话，以角色的名字缩写“Cor”打头，但读者完全无法判断这里的“Cor”，到底指的是康华尔(Cornwall)还是考狄利娅(Cordelia)。不管是谁说的，放在背景里都说得通，但说话人不同，作品解读出的意味也就不同。这个难题始终困扰着日后的导演。

但必须说，要是想到当时的情况，这些就是最微不足道的问题。“没有第一对开本，”安东尼·詹姆斯·韦斯特(Anthony James West)写道，“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就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唯一的罗马剧会变成《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伟大的悲剧也只剩下三出而非四出。没了这18部戏剧，莎士比亚不会成为后人眼里如此杰出的戏剧家。”

海明格和康德尔毫无疑问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文学俊杰。他们的事迹值得再次重复：莎士比亚时代的剧作，只流传下来差不多230部；第一对开本里收录的就占了大约15%；故此，海明格和康德尔的工作，不仅意味着为世界保留了一半的莎士比亚作品，也意味着保留了伊丽莎白和詹姆士一世时代所有戏剧的可观部分。

戏剧分为喜剧、悲剧和历史剧。《暴风雨》属于莎士比亚末期的作品之一，但却最先被呈现，大概是因为它相对较新。《雅典的泰门》是一部未完成的手稿(或者，用斯坦利·韦尔斯的话来说，是一部戏剧成品，但“非常不连贯”)。《泰尔亲王佩利克尔斯》完全没有出现——要再等40年，才会收录在另一个对开本里，可能是因为它是跟人合写的。兴许，出于同样的原因，海明格和康德尔排除了《两位贵族亲戚》和《卡丹纽的历史》，这对后者来说相当遗憾，因为它现已失传。

他们差一点就把《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排除在外，但最后关头又把它放了进去。没人知道究竟是什么令得他们手下留情。两人不带感情地整理了历史剧的剧名，为它们加上沉闷的描述性标签，剥夺了它们的浪漫意味。在莎士比亚的时代，没有《亨利六世》第二部，只有《兰开斯特和约克两大名门望族的联合之第一部分》(The First Part of the Contention Betwixt the Two Famous Houses of York and Lancaster)；而《亨利六世》的第三部是《约克公爵理查的真实悲剧与好国王亨利六世》(The True Tragedy of Richard Duke of York and the Good King Henry the Sixth)——用加里·泰勒的话来说，它们“更有趣、信息量更大、更浮夸”。

尽管存在各种疏漏和前后不一的地方，海明格和康德尔的的确确尽了最大努力，至少大部分时候都力争制作出最完整、最准确的版本，为此，他们值得永远赞美。例如，《理查二世》主要是根据一个可靠的四开本翻印的，但另有151段优秀的对白是精心从一个较差的四开本和一本提词本里打捞出来的。收录在第一对开本里的其他作品，大多也采取了同等的谨慎态度。

“在一些文本中，他们遇到了巨大的麻烦。”斯坦利·韦尔斯说，“《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平均每页有18处变动——这是个庞大的数字。而在其他文本中，有分歧的地方要少得多。”

为什么海明格和康德尔前后这么不一致(这里非常挑剔，那里无比随性)，是另一个没有人能回答的问题。为什么莎士比亚在世时不出版剧本，也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经常有人指出，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剧作家的作品属于剧团，不属于剧作家，因此后者不能随意使用。诚然如此，但莎士比亚和同伴们的关系亲密，如果他真的想留下自己作品的忠诚记录，尤其是市面上只有伪造版本流传的时候，他的愿望也一定能得到满足。然而，按我们掌握的信息，一经上演，莎士比亚对自己的作品就不再表现出任何特别的兴趣。

这是个谜，因为有理由相信(或至少有理由这么猜测)，他的一些戏剧写出来既是为了表演，也是为了供人阅读。尤其是《哈姆雷特》《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理查三世》和《科利奥兰纳斯》这四部，不自然的长达3200段对白，恐怕很难(甚至从来不曾)按照原本的长度来表演。有人怀疑，额外的文字是留给那些空闲时间多，愿意把剧本带回家享受的人的礼物。跟莎士比亚同时代的约翰·韦伯斯特(John Webster)在《马尔菲公爵夫人》(The Duchess of Malfi)的序言里指出，自己为喜好阅读的公众留下了许多未上台表演的原始素材。说不定莎士比亚也是这么做的。

说第一对开本里收录的每一部剧作都是其最终选定本也不尽然。一些四开本(差的也包括在内)可能包含了后来的改进和修订，在第一对开本可疑或者模糊的地方，提供了可读性更好的文本(尽管这种情况十分少见)。哪怕是最差劲的四开本，也可以在相同文本的不同版本之间充当有益的比较的参照物。G. 布莱克莫尔·埃文斯(G. Blakemore Evans)引用了《李尔王》里的一句对白，不同的早期版本分别写作“我的傻瓜霸占了我的身体”(My foote usurps my body)、“我的脚霸占了我的身体”(My foote usurps my body)、“我的脚霸占了我的脑袋”(My foote usurps my head)——而实际上，这句话只有解读为“一个傻瓜霸占了我的床”(A fool usurps my bed)才合乎情理。四开本还大多包含了更多的舞台指导，这对学者和导演等很有帮助。

剧作四开本和对开本之间存在一些措辞上的差异，我们无法判断当初莎士比亚最终属意于那个版本。最出名的例子是《哈姆雷特》，它现存三个版本：1603年的2200行台词的“差”四开本，1604年3800行台词的好得多的四开本，1623年3570行台词的对开本。有理由相信，在这三者中，第一套“差”的四开本可能实际上最接近于当时的剧院表演。它自然比另外两个版本更轻快。此外，正如伦敦国王学院的安·汤普森(Ann Thompson)指出的，它把哈姆雷特著名的独白放到了一个更好的不同地方，自杀前的自言自语似乎显得更加贴切合理。

《李尔王》存在更复杂的问题，四开本里有第一对开本里找不到的300行台词，外加整个一场；而后者里又有四开本里找不到的100来行台词。两个版本把对话分配给了不同的角色，改变了三个核心人物(奥本尼公爵、爱德伽和肯特伯爵)的性质，而且四开本还给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局。这些差异，令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的编辑们将两个版本一并收入集，理由是，与其说这是同一戏剧的两个版本，不如说是两出不同的戏剧。《奥赛罗》的四开本和第一对开本里也有100多行台词的不同，但更重要的是，两个版本里有数百个不同的单词，暗示后出的版本做过全面修订。

没有人知道第一对开本印刷了多少册。大多数人估计在1000册上下，但这仅为猜测。研究第一对开本的权威学者彼得·布莱尼(Peter Blayney)认为大大少于1000册。“这本书只隔了9年就重印，”布莱尼写道，“暗示印数相对较小，大概不超过750册，说不定更少。”初版第一对开本流传至今的有300册，也不知道它们是初版里的全部还是部分，总归是比例极大。

如今，收藏第一对开本最多的地方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国会大厦几个街区之外一条宜人的街道上：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the 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它得名自亨利·克莱·福尔杰(Henry Clay Folger)，他曾是标准石油公司的总裁(也是福尔杰咖啡家族的一房远亲)，20世纪初就开始从手头紧的古董商和艰难维系的机构处以相对较便宜的价格收集第一对开本。

随着时间的推移，福尔杰涉猎的范围越发宽泛(一些严肃认真的收藏家有时会变成这样)，他不光收集莎士比亚本人或相关作品，甚至还开始收集喜欢莎士比亚的人的作品，于是，他的藏品里不光有大量来自莎士比亚时代的无价资料，还包括了一些让人略感意外的有趣古玩：比方说，托马斯·代·昆塞(Thomas de Qyincey，英国18世纪的散文家，是莎士比亚迷)关于怎样熬粥的手稿。福尔杰没能亲眼看到图书馆落成的那一天。1930年，图书馆奠基两个星期之后，他因心脏病突发过世。

福尔杰图书馆今天的藏品包括35万册图书和其他馆藏，但核心是第一对开本。福尔杰所拥有的第一对开本比全世界其他任何机构拥有的都更多，尽管这令人惊讶，但没人确切说得出来到底有多少。

“要说出什么是第一对开本，什么不是，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大部分对开本已不再完全是最初样貌，完完整整的极少。”2005年夏天，我去拜访图书馆时，策展人之一乔治娜·吉格勒(Georgianna Ziegler)告诉我说，“从18世纪末开始，补完不完整或损坏书卷的通常做法是，插入来自其他卷册的篇幅，有时候做得甚为激进。我们藏品里有66册，60％的内容都来自其他卷。我们有3本第一对开本的‘残片’其实都比这更完整。”

“一般我们会说，”她的同事蕾切尔·多吉特(Rachel Doggett)说，“我们大约有现存1/3的第一对开本。”

按惯常说法，福尔杰图书馆有79册完整的第一对开本，以及若干不完整的部分，但实际上，79册“完整版”里，只有13册是真正完整的。不过，彼得·布莱尼认为，就算福尔杰说自己拥有82册完整版，也算合理。这基本上只是个定义的问题。

吉格勒和多吉特带我来到一间有保安、没窗户的地下室，最稀有、最重要的福尔杰藏品都保存于此。房间很冷，照明很好，有一股防腐抗菌的味道。如果蒙住眼睛，我大概会猜这是一间尸检房。然而，它摆满了一排排现代书架，书架上竖着数量极多的古代图书。第一对开本平放在并立于后墙的12张浅层书架上。每册书的幅面，长边约45厘米，宽边约35厘米，差不多像是《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的大小。

值得花些时间说一说，在活字印刷技术的早期，图书是怎样装订的。想象一张标准贺卡是什么样子：一张卡纸折成两半，形成了四幅独立页面，即正面、左内页、右内页、背面。如果在第一张贺卡里再插入两张贺卡，你就有了一本12页的小册子(术语叫作“一刀”)，这大致是一出戏剧一半的长度，它包含了印刷坊随时可以打版印刷的文字量。从印刷工的角度看，复杂的地方在于，为了让页面黏合在一起时保持文字的连续性，印的时候基本上不能按照顺序。比方说，一刀小册子最外面的幅面，左边一侧应该印第1页和第2页，而右边一侧则印第11页和第12页。只有最里面的两页(第6页和第7页)是连续出现并印制的。所有其他幅面上，至少有一页是跟前后页码不连续的。

这意味着，制作一本书的时候，有必要事先确定这12页的每一页分别会出现哪些文字。这个过程叫作“版面计算”，一旦出错了，排字工人通常要被迫进行调整，好让段落和页面在正确的地方结束。有时，这是件在这儿、那儿多使用几个缩写(比如，用“ye”代替“the”)的事情，但有时候，还必须使用更加孤注一掷的权宜之计。有的地方会直接删掉一整行文字。

第一对开本的制作，分散在三家不同的作坊，每家作坊都有着不同的排字工人队伍，他们的灵活性、经验和投入度各异，故此，这一本和那一本有所不同也就很自然。如果有一页在印刷时发现出了错(这是经常出现的事)，工人会当即停下进行校正。而这样一来，一连串的修改就会使得几乎任何两本书都存在大量差异。莎士比亚时代的印刷工人出了名地强势武断(以后很长时间仍是这样)，只要看到合适的机会就会毫不犹豫地进行调整。从现存的手稿可以看出，出版商理查德·菲尔德(Richard Field)在出版诗人约翰·哈林顿(John Harrington)的一本诗集时，排字工人对拼写和措辞进行了1000多处改动。

除了制作过程中的有意调整，不同铅字(尤其是取自不同的铅字盘)的磨损程度和质量也会带来细微的差异。因为意识到这一切，20世纪50年代，查尔顿·亨曼(Charlton Hinman)使用一台自己制作的特殊放大镜，对福尔杰图书馆的55册第一对开本做了详详细细的检查。检查之后，他于1963年交出了作业《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的印刷与校对》(The Printing and Proof-Reading of the First Folio of Shakespeare)，这成为20世纪最杰出的文学侦探作品之一。

亨曼仔细研究和对照了各个印刷厂的偏好，并根据这55册第一对开本每一册当中特定字母上的微观瑕疵，得以判断哪一部分的印刷出自哪一位排字工人。最终，他确定了第一对开本里蕴含着9双不同的手(他标注为A、B、C、D等)的劳动。

虽说有9双手做出了贡献，但它们的工作量显然不均等：光是B就负责了近一半的出版文本。排字工人之一有可能是约翰·莎士比亚，此前10年，他曾和贾加德一同受训。如果是这样，他与这桩事业的联系纯属巧合；他跟威廉·莎士比亚没有任何关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最有信心能推断出的排字工人的身份，是一位来自汉普顿郡赫斯利的年轻人，他叫约翰·莱森(John Leason)，被亨曼称为“E”，是迄今为止手艺最糟糕的工人。他是学徒——从他工作的质量来看，是个没什么前途的学徒。

除此之外，亨曼判断，没有任何两册第一对开本是完全相同的。“每一本都跟另一本不一样，这样的结论太出人意料，很明显，你必须比较过大量的书卷才能做出这一判断，”蕾切尔·多吉特说，一脸心满意足的样子，“所以，福尔杰对收藏第一对开本的痴迷，对学术研究是一件极有价值的事情。”

“稍微有点叫人吃惊的是，”吉格勒接着说，“这么大费周章，竟然只是为了一本制作得并不怎么精良的书。”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她在桌上摊开了一册第一对开本，又在旁边放上了一册本·琼森的自选全集。两者在质量上的差异一目了然。在莎士比亚的第一对开本里，着墨明显很差；许多段落字迹模糊，甚至稍微有点墨迹拖沓造成的重影。

“纸张是手工制作的，”她补充说，“但质量不过是中等。”相比之下，琼森的书堪称印刷精致的典范。它排版精美，有着装饰性的大写字母，还有好看的印刷记号，它整合了许多有用的细节，比如首演的日期，这都是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里没有的东西。

莎士比亚去世的时候，很少有人会想到，有一天，他将成为最伟大的英国剧作家。弗朗西斯·博蒙特、约翰·弗莱切和本·琼森都更受欢迎和尊敬。第一对开本只有四篇诗歌颂词，这是个很微不足道的数字。1653年，如今声名不彰的威廉·卡特赖特(William Cartwright)去世时，50名崇拜者争相奉上缅怀诗。“名声这东西，真是变幻莫测啊。”舍恩鲍姆在《莎士比亚生活纪实》(Documentary Life)里叹气道。

这倒也并不该太叫人惊讶。一个时代总是很不擅长判断自身的价值。如今会有多少人愿意投票授予赛珍珠(Pearl Buck，美国旅华作家，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亨利克·蓬托皮丹(Henrik Pontoppidan，丹麦作家，191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鲁道夫·奥伊肯(Rudolf Eucken，德国哲学家，190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塞尔玛·拉格洛夫(Selma Lagerlof，瑞典女作家，190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等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呢？他们的名声，还没到20世纪末就几乎消散了。

不管怎么说，莎士比亚不怎么能取悦王政复辟时期(指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统治期间，大致是在1660年到1685年)的观众，就算上演他的戏剧作品，也会大幅改编。他去世后40年，塞缪尔·皮普斯(Samuel Pepys，英国托利党政治家，日记作家)认为《罗密欧与朱丽叶》是“我这辈子听过最糟的东西”——直到，他看了《仲夏夜之梦》，认为是“我一辈子看过最荒诞不经的无聊戏剧”。大多数观察者说得比这要客气，但总体而言，他们更喜欢弗朗西斯·博蒙特和约翰·弗莱切《女仆的悲剧》《有国王和没国王》等作品复杂的情节和激动人心的转折，当然，这些戏剧，除了学者，基本上已经被人们遗忘。

莎士比亚从来不曾彻底失宠(第二、第三和第四对开本的出版就已清楚地做了证明)，但他也不像今天这样备受推崇。他去世后，他的好些戏剧作品在很长时间里都不曾再次上演。《皆大欢喜》到18世纪才重上舞台。《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要等到1898年才在德国再次上演，同时还多亏了约翰·德莱顿为世界带来了一个完全改造过的版本。德莱顿解释说，他这么做是因为，大部分莎士比亚的戏剧不合语法，有些还很粗俗，整体上“沉迷于比喻的表达方式，尽管感人，但也模糊不清”。几乎所有人都同意，德莱顿的版本(副标题叫作“真相来得太迟”)是个巨大的进步。“你在泥垢中找到它，把它变成了黄金。”诗人理查德·杜克(Richard Duke)盛赞道。

莎士比亚的诗也已过时。按威斯坦·休·奥登的说法，十四行诗被遗忘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维纳斯和阿都尼》和《鲁克丽丝受辱记》也同样无人关注，直到19世纪初，才由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和其他浪漫派作家重新发掘出来。

莎士比亚的地位就是这样摇摇欲坠，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逐渐搞不清他写的到底是什么了。第三对开本(出版于第一对开本40年后)收录了莎士比亚并未写的六部戏，分别是《约克郡悲剧》(A Yorkshire Tragedy)、《伦敦浪子》(The London Prodigal)、《洛克林》(Locrine)、《约翰·奥特卡瑟爵士》(Sir John Oldcastle)、《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Lord Cromwell)和《清教徒寡妇》(The Puritan Widow)。但它最终为《泰尔亲王佩利克尔斯》腾出了空间，为此，后世的学者和戏剧爱好者感激不尽。莎士比亚的戏剧合集里还收录了另一些作品，比如《埃德蒙顿的快乐魔鬼》(The Merry Devil of Edmonton)、《穆塞多若斯》(Mucedorus)、《伊菲斯和伊恩特》(Iphis and Ianthe)，以及《梅林的诞生》(The Birth of Merlin)。过了差不多200年，人们才基本解决了作者的身份问题，但细节仍不确定。

威廉·莎士比亚过世到人们第一次尝试为他作传，当中隔着近100年，这时候，他生活的大量细节已经消失。1709年，英国桂冠诗人，本人也是剧作家的尼古拉斯·罗(Nicholas Rowe)首次试探着写了莎士比亚的人生故事，拿出了一份40页的背景概述，充当一套新的莎士比亚全集六卷本的前言。它的大多数内容汲取自传说和小道消息，很大一部分都不正确。罗说莎士比亚有三个女儿(实际上是两个)，只写过一首长诗《维纳斯和阿都尼》(罗显然从未听说过《鲁克丽丝受辱记》)。罗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吸引人但内容可疑的故事：莎士比亚到查莱克特村偷偷猎鹿被人逮到。根据后来的学者埃德蒙·马隆的说法，罗提到了莎士比亚人生中的11项事实，其中8项都是错的。

对那些努力为他恢复名誉的人来说，莎士比亚也并不太趁手。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延续了德莱顿开辟的传统，于1723年制作了一套精美的莎士比亚作品，但任意地修改了自己不喜欢的所有素材(数量非常之多)。他删除了自己认为不值一写的段落(认为那些是演员们的创作，并不是莎士比亚自己写的)，用现代词汇代替了他不理解的古代词汇，抛弃了几乎所有的双关语和其他形式的文字游戏，并不断调整措辞和计量单位，以迎合自己顽固挑剔的口味。例如，莎士比亚写的是“taking arms against a sea of troubles”(“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苦难”)，他却把“sea”改成了“siege”，以避免混淆的比喻。

部分是为了回应蒲柏误入歧途的努力，如今涌现出了一小拨新版本和学术研究。刘易斯·塞博尔德(Lewis Theobald)、托马斯·汉默爵士(Sir Thomas Hanmer)、威廉·沃伯顿(William Warburton)、爱德华·卡佩尔(Edward Capell)、乔治·斯蒂文斯(George Steevens)和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做出了不同的贡献，共同努力重振莎士比亚的地位。

发挥了更大影响力的是演员兼剧团经理大卫·加里克(David Garrick)，从18世纪40年代开始，他和莎士比亚建立了一段漫长的崇拜关系，同时获利颇丰。加里克的改编并非没有自己的个性。他给了《李尔王》幸福的结局，毫不犹豫地删掉了《冬天的故事》五幕里的三幕，以求让叙事的进度更快(尽管稍微减损了连贯性)。尽管存在这些瑕疵，加里克还是把莎士比亚送上了一条似乎不存在下降弧度迹象的轨道。他对莎士比亚起到的宣传作用超过了任何人，把斯特拉特福放到了旅游地图上——这成了弗朗西斯·加斯特雷尔牧师(Francis Gastrell)的一个大烦恼。他是斯特拉特福的教区牧师，是“新宅”的新主人，因为对闯入的喧嚣游客厌倦非常，1759年，他拆掉了宅子，不愿再看到窗户上又冒出一张游客那令人讨厌的面孔。

多亏了乐团经理人P. T. 巴纳姆(P. T. Barnum)，莎士比亚的诞生地逃过了这一劫。19世纪40年代，巴纳姆想出一个点子，要把诞生地运到美国，安上轮子运到全国各地巡回展出。这样的前景令英国人惊骇起来，各地火速筹集起款项，把房子保留为博物馆和圣地。

可以说，对莎士比亚的批判性欣赏始于威廉·多德(William Dodd)，他是牧师，也是一流的学者。他1752年所著的《莎士比亚笔下的美人》(Beauties of Shakespeare)， 150年后仍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但他同时还是个无赖。18世纪70年代初，他陷入了债务当中，靠着在债券上伪造切斯特菲尔德勋爵(Lord Chesterfield)的签名，骗到了4200英镑。这件事把他送上了绞刑架，开创了莎士比亚学者多少有点古怪(或者说，任性不羁)的悠久传统。

真正的莎学始于埃德蒙·马隆。马隆是个爱尔兰人，是受过训练的庭审大律师，在很多方面都可谓了不起的学者，但也总是稍微叫人有点担心。1763年，马隆20岁出头，搬到了伦敦，对莎士比亚的生活和作品发生了兴趣。他成了詹姆士·包斯威尔(James Boswell)和塞缪尔·约翰逊的朋友，正式开启了他往来皆鸿儒的岁月。德威学院的校长把收集到的菲利普·亨斯洛和爱德华·阿林的文件借给他。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的牧师允许他借用教区登记册。另一位莎士比亚学者乔治·斯蒂文斯与马隆的交情好到给了后者全套的古旧戏剧集。然而，没过多久，两人就苦涩地决裂了。在职业生涯的剩下时间，斯蒂文斯所写的文章，用《牛津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Din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的话来说，“几乎没有哪篇不对马隆夹枪带棒的”。

马隆为莎士比亚研究做出了一些宝贵的贡献。在他登场之前，没有人对威廉·莎士比亚的直系亲属有太多了解。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16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另一个约翰·莎士比亚也住在斯特拉特福，他跟威廉·莎士比亚一家毫无关系，是个鞋匠，结过两次婚，至少有三个孩子。马隆煞费苦心地研究出哪个莎士比亚属于哪个家族(对学术研究来说，这样的努力具有永恒价值)，并对我们熟知的那个莎士比亚的生活细节做了许多有益修正。

马隆满怀热忱地投入到这巧妙的侦探工作当中，决定着手解决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并花了几年时间写出了《莎士比亚戏剧写作顺序之探究》(An Attempt to Ascertain the Order in Which the Plays of Shakespeare Were Written)。遗憾的是，这本书完全错误，受到了极大的误导。出于某种原因，马隆认为不应当相信海明格和康德尔，开始从莎士比亚的创作库里排除作品——尤其是《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和《亨利六世》三部曲，理由是它们写得不太好，他不太喜欢。大约就在这一时期，马隆错误地以为圣三一教堂里的威廉·莎士比亚纪念半身像原本没上漆，说服斯特拉特福的教会当局把它刷成了白色。

与此同时，斯特拉特福和德威学院当局对马隆奇怪的不愿归还所借文献越发不满。斯特拉特福的牧师实际上威胁他要打官司，才从马隆手里拿回了教区登记册。德威校方尚未走到这一步，但等他们拿回文件，却惊讶地发现，马隆将文件的一部分剪下来自己留下了。“很明显，”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R. A. 福克斯(R. A. Foakes)写道，“为了获得著名戏剧家的签名，(马隆)剪了好几处。”这种令人诧异的破坏行为，既无益于学术研究，也无益于马隆的声誉。

然而，跟另一些人比起来，马隆可谓克制的典范。比如约翰·佩恩·科利尔(John Payne Collier)，他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因为难以找到与莎士比亚生活相关的实体证据而大感沮丧，他竟然动手伪造文件以支持自己的证据(当然也是为了维系自己的名声)。他的伪造行为最终暴露，是因为大英博物馆的矿物学保管员用一连串巧妙的化学检验证明，科利尔的好几个“发现”都是先用铅笔写成，接着再用墨水勾勒，而且，伪造段落中的墨水并非来自古代。这个故事基本上奠定了法医学的诞生。那是1859年的事情。

更糟糕的是詹姆斯·奥查德·哈利维尔(James Orchard Halliwell，后来又改名为哈利维尔-菲利普斯，HalliwellPhillipps)，他是个耀眼的神童，少年时代就同时入选为英国皇家学会和古物学会会员——但他也是个凶狠的窃贼。他曾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图书馆窃取了17份珍贵的手稿(不过，我必须说，他从未因此被定罪)，损坏了数以百计的书籍，其中包括一册《哈姆雷特》的四开本——此书流传于世的仅有两本。他去世后，人们在他的论文里找到来自其他800多册早期印刷图书或手稿撕下来的3600多页(或是一页里的一部分)，而这些书不少都是无可取代的。这真是一种非同一般的破坏行径。从好的方面来说，他写下了19世纪最权威的莎士比亚传记。公平起见，我必须指出，哈利维尔只是遭到指控，但从未因偷窃获罪。只不过，哈利维尔到访一家图书馆，跟馆藏图书失踪，总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威廉·莎士比亚去世后，葬在埃文河畔圣三一教堂的圣坛。这座教堂很大，也很讨人喜欢。一如我们眼下的期待，他的人生照旧以一个谜(实际上是一小串的谜)收尾。他的墓碑上没有名字，而是刻着一首奇怪的顺口溜：

朋友，看在上帝面上，

千万别掘此墓，

保护者会得福，

动土者自受灾。

他的墓旁挨着他妻子和其余家人的墓，但斯坦利·韦尔斯指出，这些墓碑排放的顺序有着明显的古怪之处。从左到右看，墓中人的死亡年份分别是1623、1616、1647、1635和1649——完全不合逻辑顺序。墓碑上亲人关系的分组也很奇怪。莎士比亚躺在妻子和孙女伊丽莎白的丈夫托马斯·纳什(Thomas Nash)之间，纳什比他晚31年过世。接下来是莎士比亚的女婿约翰·霍尔和女儿苏珊娜。莎士比亚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一对双胞胎孩子无疑也应该埋葬在这墓园，但却被排除在外。补完这一分组的是另外两座墓，分别是弗朗西斯·沃茨(Francis Watts)和安妮·沃茨(Anne Watts)的，他们跟莎士比亚没有什么确切的亲戚关系，但到底是什么人还有待进一步的学术探究。同样出于未知的原因，莎士比亚的墓碑明显比这墓群里的其他墓碑要短一大截(大约短了45厘米)。

俯瞰着墓群圣坛的北墙上立着著名的真人大小的彩绘半身像，也就是18世纪埃德蒙·马隆让刷成白色的那一尊(当然，现在已经重新上了漆)。塑像里的莎士比亚握着羽毛笔，似乎是在凝视着什么。塑像上写着这样的话：

停一停，过客，为什么走得这么快？

读一读，若你能，这碑中安放着叫人妒忌的逝者：

莎士比亚，他速朽的肉身去了，

他的美名与此墓长存

坐一坐，无须破费，看尽他笔下的世界

永留生命的艺术

让书卷陪伴他的智慧

考虑到莎士比亚显然从不曾躺在这纪念碑下，许多人对上述诗句的意思感到困惑。保罗·埃德蒙森对莎士比亚的坟墓和纪念馆做过一次特别的研究，他愉快地认同众人的看法，但又说，诗歌的意思多多少少不能按理性来阐释。“首先，它把自己称为墓，虽然它不是墓而是纪念碑。”他说。有一种观点被屡屡提及，说纪念碑里放的不是莎士比亚的遗体，而是他作品的“遗体”：他的手稿。

“许多人都希望相信手稿还存放在某个地方，”埃德蒙森说，“但没有证据表明它们在纪念碑里，或者在任何别的地方。你必须接受事实，它们已经永远消失。”

至于本章的英雄，1627年，第一对开本出版后的四年，亨利·康德尔去世，三年后的1627年，约翰·海明格也随之而去。他们葬在历史悠久的伦敦圣玛丽奥尔德曼伯里教堂附近。该教堂毁于1666年的大火，之后由一位叫克里斯多佛·雷恩(Christopher Wren)的人在原址重建，但它，又毁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军的轰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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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注：

[1]　 “folio”一词来自拉丁语的“folium”，意思是“页”或者“开”，也即一本书的每一片，只在中间对折一次，从而变成两页(或正反四页)。因此，对开页是很大的：通常长达15英寸。四开本(quarto)指的是每片对折两次，形成四页(或正反八页)。

[2]　这里所留的版本错漏百出，几不可译。故此，译者在此选择保留原文，读者可跟如今通行的版本或译文版本进行比较。

第08章 辞世 Death

第08章辞世 De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