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荣格自传：梦、记忆和思考》五、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我成了一名心理治疗专家，踏上了一条对自我心灵智慧发展进行探索的道路。最初，我是简单地从外部、临床的角度对精神病患者进行观察，且发现了明显带有个性色彩的心理演变过程。尽管我当时丝毫不懂其内容，但仍将这些事情都做了记录并加以分类；人们认为已经对这些进行了充分的研究，于是就将它们当作“病理学方面”的问题看待而搁置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兴趣点逐渐集中于那些自己体验过的且尚能理解的病例，如妄想症、双向情感障碍及心因性精神障碍这些方面了。在我刚跨入精神病治疗这个行业之间就研读了布鲁厄、弗洛伊德，但不包括皮埃尔·雅内的著作，这些著作带给我深刻的启迪和教育意义。尤其是，我发现弗洛伊德解析、阐释梦的方式能对讲解各种精神分裂症的外在表现有益，那能令人视野更加开阔。我早在1900年就读了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1)。当时这本书我读过后便放到了一边，因为我没看懂它。那时我25岁，缺乏足以理解弗洛伊德理论的经验，直到后来，我才有了如此这般的经历。我在1903年重新拾起《梦的解析》进行研读，才发现原来我们的观点是如此的不谋而合。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将压抑机制的概念用于梦的方面，此概念是源自精神病人的心理，是从他们那里推导而来的。这对我有重要意义，因为在我们的词语联想测验中常遇到压抑机制的问题。病人对某些刺激性词语作出的反应要么是不进行联想性回答，要么就是反应时明显延长。后来证实，出现此般障碍的原因是使用和刺激性词语触发了其心理上的创伤或矛盾冲突。绝大多数情况下，病人对此是毫无意识的。若问他们为何会出现此种障碍，他们一般会以虚假的方式作答。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向我们阐述了压抑机制在这其中所发挥的效用。并且，我所观察到的现象与他的理论也一致。这样即，我只是验证弗洛伊德的一系列观点。
然而，对于受压抑的内容方面，我无法赞同弗洛伊德的观点。他认为压抑的原因是由于性方面受创伤。就我的实践经验来讲，还有从我掌握的那些病例中推出，性问题仅是起到一种附属的作用，另有其他因素更重要，譬如说，社会适应性问题、生活中重大事件所导致的压抑感、声望方面担忧等。后来，我把这些病例向弗洛伊德作了阐明，但他却坚持认为它们的真正源泉是性方面的原因。对此我深感不满。
刚开始，使弗洛伊德在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对我来说并非易事，其困难还在于应当怎样对他采取一种正确的态度。逐步熟悉他的著作后，我也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我还准备写一篇论文以便在大学中晋升。然而，弗洛伊德在当时的学术界无疑是个并不受欢迎之人，学术圈中，任何与他相关的个人都只会获得葬送学术生活的结局。这就“要求人们”最多只能在私下里提及他。在各种代表大会上，人们也仅可以在走廊讨论他，会议室中人们对他是决口不提的。因此，当发现自己的联想测验竟与弗洛伊德的理论相一致时，我是根本不感到有什么可欣喜的。
一次，当我在实验室中思考这些问题时，魔鬼在我耳边说：“把自己的实验结果及结果拿去发表吧，但不要提弗洛伊德，那样做会更合适。因为说到底，你是在对他的思想有所参悟之前就已经设计自己那实验。”这时我还听到了第二人格的声音：“要是这样做，假装与弗洛伊德无关，那也不过是一种骗局罢了。你可不能将自己的生活建立在谎言之上!”听完此话，该问题也就有答案了。我从那时起便成了弗洛伊德的公开支持者并为他摇旗呐喊。
一次在慕尼黑举行的有关强迫症的会议上，我刻意避开了弗洛伊德。1906年，我为《慕尼黑医学周报》撰写了一篇文章(2)，其中说弗洛伊德的精神病理论对理解强迫观念性神经症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我因为这篇文章还收到了两名德国教授的警告信，他们声称要是我仍要站在弗洛伊德那边并继续为他辩护，那我的学术生涯将被断送。我回信说：“如果弗洛伊德所言确是真理，我当然会站到他那边。若学术是要以限制探索并取消真理为前提，我将摒弃这样的学术。”我继续为弗洛伊德及其思想进行辩护。但结合自己的研究结论，我仍无法认同：全部神经症都是因为性受到压抑或性方面的创伤而引发的这样的观点。某些病人的确是如此，但在其他病例中却是不同的。但无论如何，弗洛伊德仍然在神经症研究方面开辟出了一条崭新之研究途径，至于那些会感到震惊或者是反对他的叫嚣声，那时在我看来实在是荒唐。(3)
我在《早发性痴呆心理学》中所阐述的观点并未得到很多人的赞同。事实上，我还得到了同事的嘲讽。然而借助此书，我才得以深入了解了弗洛伊德。他邀请我去他那，我们在1907年于维也纳首次相见。我们在下午一点钟见面，然后便不间断进行了长达13个小时的谈话。于我，弗洛伊德是遇到过的首位实在是甚为重要的人物。在我当时的经历中，其他任何人都无法与其媲美。他的观点中不带丝毫浅薄的东西。我发现他极其聪明、睿智且具洞悉力。然而他留给我的最初印象却不甚明晰，或许因为我那时不太了解他。
他所阐述的性理论对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然而，他的话却仍无法消除我的疑虑。不止一次我试图将自己的观点提出来，但他每次都会将我的观点否认，并归结为缺乏经验。弗洛伊德是没错的，那时我的确是没有足够的经验来支持自己的反对观点。我也能够理解，无论从个人还是哲学角度来看，那性理论对他都是极为重要的。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我无法确定，他如此强调性的作用，多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主观偏见的影响，其多大程度上与有据可查的经验关联呢？
更为重要的是，我觉得弗洛伊德对精神的态度是应当被质疑的。无论对于个人还是一件艺术品，一旦其表现出了智慧（指的是在智能方面而非超自然意义方面），他便会心生怀疑，并暗示此乃性欲受到压抑的表现。至于那些无法直接用性欲进行阐释的事物，他就转而冠以“精神性性欲”之名。我对此表示反对。如果按逻辑将此假设进行推论，会导致文化寂灭这样的判断结论。这样，文化貌似纯粹是一场闹剧，是受到压抑的性欲的病态发展之结果。“没错”他表示同意，说，“事情就是那样，这正是一种命运之诅咒，我们无力与之抗衡。”我在此事情上是坚决不赞同，也不想就此结束此事，但我还是感觉与他辩论也不会有结果。
在这首次的会面中，还出现了另外的对我别具意义的事情。那些是我在终结与弗洛伊德的友谊后，才想透的。毋庸置疑，他在情感上已满腔热血地深陷入了性理论中。每当提及那些，他的声调都会变得急促，甚至能让人焦躁。此时，他所有的批判性和怀疑性均随之消失不见。与此同时，他的脸上还会现一种奇怪的、激动的表情，其原因就不可理解了。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性欲对他来讲已成为了一种神秘之物。3年后（1910年）我们在维也纳进行的再一次谈话也证实了这一印象。
现在，我仍能够生动地回想起弗洛伊德对我说：“亲爱的荣格，请答应我，您永远不会放弃性欲理论，这是全部事情的根本。您知道，我们必须使它成为理论，成为一种教条，变成坚不可摧的堡垒。”他充满激情地对我说，那语气仿若一位父亲对孩子说：“亲爱的儿子，请答应我这件事情，每周日一定要去教堂。”听完我有些惊愕地问道：“一座堡垒——那要防卫什么呢？”他回答：“要防黑暗的烂泥沼。”说到这里，他迟疑了一下，后又补充道：“神秘主义的。”该事件中，首先令我感到震惊的是“堡垒”和“教条”这两个词，因为教条即一种不能反驳但要深信不疑的信条，设立规则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压制各种质疑。但性欲理论却与科学的判断相距甚远，它只是个人的冲动罢了。
这就是冲击我们友谊的关键点。我知道，自己是绝不会接受这种观点的。弗洛伊德所谓的“神秘主义”实际上就是哲学与宗教，其中还包括当代兴起的灵学，还有他自己在精神方面的见解。对我来说，性欲的理论实在神秘，就像许多其他推测得到的观点那样，是一种无法证明的假设。我认为，一种科学的真理可以是一种假设，在一个时期内存在是可以的，但不应当作信条而永远存在。
尽管当时我对此并没有清楚地理解，但却在弗洛伊德身上看到了潜意识中的宗教因素。很明显，他是要我与他一起建立一道堤坝用以防卫潜意识中的威胁性内容。
此次谈话使我印象深刻，但也使我愈加混乱。那时我仍不认为性欲是人们必须遵奉的信条，那只是一种不可靠，又会令人深陷困境之中的想法。很明显，弗洛伊德认为其意义重要。对他而言，这是要以宗教般的虔诚来加以对待的观念。面对如此顽固的信念，别人也就只好退避三舍了。我好几次都欲言又止。不久这次谈话便结束了。
我感到既迷茫又尴尬。我认为自己曾有机会一瞥那个未知的崭新王国，那里的各种新思想向我奔来。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以往一直对宗教不屑的弗洛伊德，现在却设立了一种教条。准确来说，他抛弃了一个善妒的上帝，并且在本该是上帝的世界用一个咄咄逼人的性欲形象代之。相较于旧形象，该形象同样固执、苛刻、盛气凌人、险恶，且在道德上也是自相矛盾的。正如精神方面强大的个体被冠以了“神圣的”或“恶魔的”这样的字眼，“性本能”取代了躲藏着的、隐蔽的神的作用。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这种转换的好处在于使他能够将此精神上的新教条放在科学上也能无懈可击，同时还能摆脱宗教束缚。然而，本质上看，这种神秘性，即耶和华和性欲，这两种理性上无法互比的对象，在心理特性上却是相同的，差异只是名称而已。自然，伴随这种改变，思想论点也会转变：现在需要在凡间而不是天上去寻求那失去的神了。但是，极端一点来讲，对于叫这个名字，还是叫另外的名字，又有何本质的差别呢？假如不是在心理学上，只是具体的对象，那其中之一自然会被另一个所毁灭并取代。但实际上，在心理体验方面，它没有因为比较不紧迫、不焦虑、没有强迫性而消亡。这些问题，即要如何去摆脱或克服焦虑、昧心、内疚、冲动、潜意识和本能性等仍未得到解决。如果无法从光明的、理想主义方面做到这一点，那或许从黑暗的、生物学方面寻求解决之道的希望更大。
这些想法像燃起的火焰一样突然在我脑海中闪现。过了一段时间，我再回忆起弗洛伊德的性格时，这些便也展示出了重要的意义。他的个性性格将我吸引住了，还有他的痛苦。这些在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却一直无法解释原因。直到我将这与他那性欲观点联系起来后才恍然大悟：对于弗洛伊德而言，尽管性欲是一种神秘之物，但它作为理论的术语，似乎他只是把它视为生物学方面的功能。他在谈到这些时会激动，会外显出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激荡着的各种感受。在我看来，本质上，他是想要告诉人们，从内心来看，性欲包涵着灵性并具有一种本质性的寓意。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他的那些具体化的术语显得过于狭隘，无法表达这些理念。从根本上说，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有悖于自我及目标，毕竟没有什么比将自己当作最大敌人更痛苦的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感到自己受到一种“泥沼的黑湖”的威胁——他也想努力吸光这种黑潮却又做不到，这种感觉他要比别人更甚。
弗洛伊德从不反躬自问何以他会不断地谈论性，何以他对这种观念如此痴迷。他一直未能认识到，他是以“单调的阐释”来对自身的逃避，或是躲避他身上可以叫做神秘性的东西。只要他拒绝承认这些，他就绝不可能跟自己达成一致。他对于潜意识内容所做的矛盾性解释是盲目的，他不知道从潜意识中产生的一切是有高峰和低谷，有内也有外的。我们只谈及外部——弗洛伊德正如此——我们所考虑的实际上只是一个整体的一半而已，结果便导致从潜意识中产生了一种反作用。
对于弗洛伊德的这种的片面性观点，我只能表示无奈。也许只有他自己的某种内心体验才能令他明白过来，不过那时候他的思维也许会把体验归结为“纯性欲”或“心理性性欲”吧。他始终未能摆脱从自己意识范围之内的看问题的局限，正是出于此因，我是把他看作一个悲剧性人物的；他是个伟人，同时也是被其恶魔所摆布的人。
我们在维也纳进行了第二次交谈后，我还知道了阿尔弗列·阿德勒的权力假说。直到现在我对该假说仍很少关注。阿德勒所从事的事情，就像许多儿子一样，他不是在从其“父亲”之言，而是对其行进行效仿。那以后，性爱（厄洛斯(4)）与权力问题压在了我心头的一块巨石。弗洛伊德亲口对我说过，他从未读过尼采的著作。而我现在却把他的心理学当作是一种通向理智历史的策略，是对尼采崇尚权力原则的神化与补偿。显然该问题要变为“弗洛伊德对尼采”而不是“弗洛伊德对阿德勒”了。鉴于此，我认为这已经远不是心理学家范畴内的一场“家庭之争”了。突然，我恍然大悟，我感觉厄洛斯和权力驱动力或许某种意义上是兄弟但却思想相左的两个儿子，换言之，他们就像是单极的能推动精神力量的两种产物，他用互相抗衡的形式，以经验形式来表现自己，就像正负电波那样。这其中厄洛斯是负电极，权力驱动力则是正电极，亦或相反。厄洛斯与权力驱动力对对方都有需求，其中一个消失后，哪还能有另一方呢？也可这样理解，一方面，人们必须屈从于欲望，另一方面，人们还企图要战胜它。弗洛伊德阐明了客体要如何屈从于这种欲望；阿德勒则论述了人要如何利用这种欲望，把自己的意志作用于客体之上；而尼采由于无法自我掌握命运，而不得不为自己创造一个“超人”。我的论断是，弗洛伊德一定是深受厄洛斯权力的影响，以致他非常希望将它提高到信条地位，就像宗教的守护神那样的永恒精灵。查拉图斯特拉(5)是福音的布道者，这已不是什么秘密。在这里，弗洛伊德甚至企图超越教会，把其理论神圣化。可以肯定的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并不张扬。相反，他倒会怀疑我想要成为先知。他在提出了那些毁灭性的要求的同时又把它们抛弃了。对于神秘的东西，人们通常都会这样做，并且这样做也是正确的。因为它们有些方面是真实的，同时也存在不真实的一面。神秘的体验可以是崇高与卑微并存。弗洛伊德认为性欲的神秘是真实的——它既是神又是鬼，只要你多加思考，就不会受限在生物学概念的范畴了。而尼采若多考虑人类存在之基础。也就不会因过于理智而走上极端了。
如果说存在神秘体验能够使精神受到强烈冲击，那里也存在能维系一个人重量的绳子，它随时有断掉的可能与危险。这种情况如果真的发生，有人会陷入绝对肯定的状态，也会有人落入绝对否定的状态。东方人解决这方面问题的方法是超脱。心灵的钟摆在理智和非理智之间而不是在正确与错误之间来回摆动。神秘之所以危险就在于它会将人引向极端。即将一个适度的真理看作了真理，但一个微小的错误却可等同于致命的大错。一切都将改变，昨天的真理在今天可能是一种欺骗，而昨天的错误推论却可能是明天的启迪物。心理学方面的情况更是如此。说真的，我们对真实方面的知识还是太少。我们依旧很难理解这些情况究竟意味着什么，除非我们已稍微或极短暂地意识到了它，否则都是不存在的。
与弗洛伊德的谈话后，我明白他很担心自己对性的顿悟——这丝神秘之光会被“泥沼的黑潮”所熄灭。于是便出现了一种神话般的情境：那是在光明与黑暗之间展开的斗争。这解释了这种神秘性，也解释了弗洛伊德为何想要借助宗教性教条来进行防御。我的另一著作《力比多的变化与象征》阐述了伟大人物奋斗之心理学。书中，我进一步对性欲的题材及其神话方面的背景展开了研究。一方面有性欲论原则性阐释，另一方面在信条的作用下，促发的所谓权利需求。我认为研究一下心理类型和动力学特征还是有必要的。自那开始，我还持续几十年对“神秘的黑泥沼”进行研究。换言之，我竭力想弄清楚作为当代心理学基础的意识和潜意识方面的历史假设。
我很想了解弗洛伊德对未卜先知和一般通灵学的看法。于是，我在1909年到维也纳拜访他时，便就这些问题询问了他。由于他带有实用主义的偏见，对我的这些问题发了诘难，认为那是胡说八道，并且他用非常浅薄的实证主义进行了发难，我好不容易才将嘴边想要进行尖锐反驳的话又咽了回去。直到多年以后，他才承认通灵学的严肃性以及“神秘”现象的真实性。
在与弗洛伊德进行谈话时，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仿佛我的横膈膜变成了铁并燃烧得发红，同时还出现了一个闪耀着红光的拱顶。恰在此时，我们身旁的书架突然发出了一声响亮的“砰”的，我俩都被吓了一跳，粗心这东西兜头倒下来会压在我们身上。我对弗洛伊德说道：“看吧，这就是所谓的催化性的客观现象实例。”
“啊，”他叫道，“这可真是一派胡言。”
“不是胡言的，”我答道，“您错了，教授先生。为了证明我的观点正确，我现在能预言，过一会儿还能听到另一声‘砰’的响声呢!”果不其然，我的话音刚落，便从书柜处传来了同样的响声。
直到今天，我仍不清楚当初为何如此坚信。我确实是很肯定地知道，那声响是会再次出现的。弗洛伊德只是望着我，惊讶得哑口无言。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也不明白他那眼神意味着什么。无论如何，这件事还是引起了他对我的不信任，我也感觉到了他的不悦。此后，我们再没有谈起过此事了。
1909年对于我们的关系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一年。这年，我受邀到麻省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进行关于联想测验讲座。弗洛伊德同时也受到邀请，于是我们决定一同前往。我们在不莱梅碰头，并且还在这里遇到了弗伦齐，也正是在不莱梅发生了后来被人们热议的弗洛伊德晕厥事件。我对“泥煤沼尸体”的兴趣间接导致了该事件。我知道，在德国北部的某些地区发现所谓的泥煤沼死尸。这些尸体是史前人类的尸体，他们有的是在沼泽中被淹死的，或是被埋葬在那里的。沼泽里的泥煤水含有腐殖酸，可以腐蚀尸体中的骨头，同时硝化皮肤，这样皮肤和头发得以完好的保留。这是一种自然的木乃伊化。在该过程中，受沼泽地重量的压力作用，这些尸体都被压扁了。在荷尔斯泰因、丹麦和瑞典，泥煤采挖煤的常能掘到这种尸体。
我们在不莱梅时，读到了关于这种泥煤沼尸体的报道，但我那时有点不太确定，把它们与不莱梅馆中的木乃伊相混淆了。我对此事的兴趣使弗洛伊德感到很不愉快。他多次问我“你为什么这么关心这些尸体呢？”对于此事他是异常的恼火，更有甚者，我们在饭桌上时，还就这件事交谈，他竟然突然晕了过去。后来他对我说，他确信我们就这些尸体说的那些话，蕴含着我希望他早日死掉的意思。他的阐释着实令我震惊。我对他这样强烈的想象实在感到吃惊了，他的感受居然如此之强烈，以致晕倒了。
还有一件类似的事件，弗洛伊德再次在我面前晕倒了。此事发生在1912年，那是在慕尼黑举办的一次心理分析大会上。与会期间，有人提到了阿曼诺菲斯四世（依克纳顿）。他还提出了一个观点，即由于阿曼诺菲斯对其父亲持有否定态度，以致毁坏了父亲墓碑上象形文字的花框，所以说，在他创立的神教论背后暗含着一种父亲情结。这样的观点激怒了我，后来我试图做出解释说阿曼诺菲斯是个有着虔诚宗教信仰并极富创造性的人，他的所作所为是不能从他反对他父亲的行为进行解释的。相反，他一向都非常尊敬父亲，而他的破坏行为不过是针对阿曼这个神的名字，只要该名字出现，他就将它毁灭，因此，他才毁坏了父亲阿曼墓碑上的“阿曼”两个字。并且，其他法老也有用自己的名字来替代纪念碑和雕像上那些真正的或神话了的祖先名字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就是天神的化身，他们有权那样做。但他们既未开创出一种全新的风格，也未创办起一种新宗教。
恰在此时，弗洛伊德晕厥了：只见他周身松软，从椅子上滑落下来。大家慌乱地站在他周围。我将他扶起来，抱到了隔壁的房间，把他轻轻平放在了沙发上。当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的神志已多半恢复，我永远也忘不了他那时瞧我那眼神。当时他不能动弹，用孩子看父亲般的眼神望向我。不管是何原因导致了他的晕迷——当时的气氛实在太紧张了，但显然，这两次晕倒的共同原因都是由父杀子的幻想引起的。
那时候，弗洛伊德就经常作出种种暗示，他把我视为他的接班人。这令我有些许尴尬，因为我知道自己是绝对做不到完全赞同他的观点、思想的。另一方面，我所提出的批评意见并未获得认可，而我对他又是十分敬重的，因此也就不想迫使他最终接受我的看法。事实上，在我的观念中，当上某个派别的领袖是无趣的，我也不想让自己背上那样的负担。首先，这种事情我不感兴趣；其次，我不想以此牺牲自己精神上的独立性；第三，我不屑所谓的知名度，因为那只会让我偏离自己最初的动机。我所关注的是探索真理，而不是个人声望的问题。
1909年，我们从不莱梅启程，踏上了持续7周的美国之行。每天我们都会一起就梦进行分析。那时期，我恰好做了很多重要的梦，但弗洛伊德却根本无法对此进行解释。我并不认为该就此对他责备，因为就算最优秀的分析家偶尔也会有无法揭示出某个梦谜底的情况。凡人都会存在的失败，我也不会终止对梦进行的解析。相反，这样的分析对我来讲意义是重大的，我想我们的关系是弥足珍贵的。我把弗洛伊德视为自己的长辈，他比我更成熟、经历更丰富，我应以晚辈自居。但随后发生的事件对我们的这种关系造成了相当沉重的打击。
弗洛伊德曾做过一个梦，我认为将内容公之于众不太合适。我竭尽所能进行了解释，然而我仍需补充一句，要是他能向我提供些他的私生活的补充性细节，我还能够进行更多的解析。听完这话，弗洛伊德用疑惑的眼神瞧了我一眼。然后，他说道：“我可不想拿自己的权威来冒险!”就在此刻，他其实已丧失了权威性。这句话也深深印入了我的记忆，于是，随后我们关系的结束便为时不远了。因为弗洛伊德已经将权威性置于真理之上了。
正如我前面所讲，弗洛伊德要么能够解析我当时做过的支离破碎的梦，要么便根本不可以。我的这些梦含有大量象征性素材，蕴含着集体性内容。其中有一个梦对我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是它第一次将我引导到了“集体潜意识”的概念上来，并且由此形成了我后来的一本书《力比多的变化与象征》的序。
该梦境是这样的：我到了一所陌生的两层楼房中。这里就是“我家”。我发现自己已经上了顶层，貌似这是客厅，里面配有很多洛可可风格的做工精细的漂亮家具，墙上还悬挂着一些历史悠久的珍贵名画。我感到很奇怪：这里是我的家吗？随后还想着“很不错”，但我随后又想到：我还不知道一楼是什么样的呢。于是我就顺着楼梯走到了一楼。这里的一切东西看起来更古老了，我还想这样的房子都可以追溯到15或16世纪了。屋里的陈设是中世纪式的风格，铺着红砖地板，屋子四周很阴暗。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间，我在想：“是的，我有必要再看看这整座房屋。”后来，我来到了一道厚重的门前并用力将它推开。我在门的对面发现了一条通往地下室的石砌台阶。我走了下去，到了一个带有拱顶的漂亮房间，但显然这房间已经相当古旧了。我仔细观察了四周，发现在普通的大石块之间还砌有几层砖，并且灰浆中也包含着碎砖块。这墙壁属于罗马时代。这时，我的兴趣陡增，于是就更加仔细地观察着地板：地板是由砖片铺制而成，在一堆砖片上有一个环，于是我拉动这个环，砖片抬起来了。随后又见到了一道狭窄的石阶，一直通向地下的深处。我顺着这些石阶向下走，最后进入到了一个低矮的洞穴，是从岩石中凿出来的。这个石洞中的地面上覆盖着厚厚的一层灰土，其中散落着骨头和陶片，看起来就如同原始文化遗物那样。我找到了两个人的头盖骨，它们的年代久远并且已经裂成碎块了。
就在这时，我醒了。弗洛伊德对这个梦最感兴趣的就是那两块头盖骨。他不断围绕这方面进行讨论，并建议我去寻找与此相关的一种愿望：我对这两个头盖骨有哪些想法？那是谁的头盖骨？当然了，我很清楚他讲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他想要揭示梦中那隐藏的死亡愿望。“他究竟想要干什么呢？”我在心中猜测着。我又会对谁抱有死亡的意图呢？事实上，对于这样的解释，我很反感。我也是想预见这个梦实质上蕴含的寓意。但我当时也并不能完全确信自己的判断，所以我还是很想听听弗洛伊德的意见，想向他学习。这样，我还是顺着他的意愿，说道，“那是我的妻子和小姨子”，不管怎样，我总要说出个能够得到我死亡意图的名字啊！
那时我刚结婚不久，心里十分清楚自己根本没有那样的愿望。但如果我将自己对这个梦的观点告诉弗洛伊德，他肯定不会理解并且会引发更加激烈的反对，没必要那样，我尚不需要与他发生争执。此外，如果我一味坚持自己的看法，我也担心会失去与他的友谊。我也很想知道他会怎样应对我的回答，假若我说出适合他理论的东西欺骗他，他又将作何反应。于是，我对他撒了一次谎。
我知道自己的行为道德上是无需受到指责的。但不能让他洞悉我的内心世界，我俩之间存在的思想差异实在是太大了。事实上，似乎弗洛伊德对我的回答反倒是松了口气。我从这件事上也能看出他是没有能力解析此类型的梦的，于是他也就只好从他的教条中寻求帮助了。我认识到：应当由我自己来弄清楚此梦的真正含义。
我明白，屋子所表征的是一种心理图象。换言之，是我在当时的意识状态且是迄今为止存在于潜意识之中的附加品。大厅表征着意识，尽管那是古代的建筑风格，却也有人居住的气息。地板表征的是第一层潜意识，随着我的逐渐深入，景象便变得愈加陌生了，环境也很幽暗。我在那个洞穴中发现的是原始文化的遗留物，那也是我身上存有的与原始人相关联的世界，那几乎是意识无法到达或照亮的世界。人的原始性精神与动物灵魂的心灵相似，恰如史前时代的洞穴在被人居住之前通常是由野兽居住的一样。
我慢慢认识到了自己与弗洛伊德对理智的态度是存有显著差异的。我是在19世纪末于巴塞尔那富有历史氛围的环境中长大的，我读了很多古代哲学家的著作，懂得一些心理学史方面的知识。每当我对梦及潜意识的内容进行联想时，难免要进行一些历史性的对比。在我的大学时代，也是一直在用克鲁格那本旧的哲学词典。我对18、19世纪的作家都很熟悉，这样的世界便形成了我那二楼大厅的气氛。通过对比我得出了论断：弗洛伊德的知识架构源自毕希纳、莫勒斯霍特、杜波依斯、莱蒙德和达尔文。
这个梦表明，我方才进行描绘的意识状态还存有更深层次的寓意：那无人居住的房子、中世纪风格的底层地板、罗马式的地下室还有最后出现的史前洞穴，它们意味着逝去的各个时代及现存的意识阶段。
在做这个梦的前几天，有很多问题一直在我的心头萦绕，如：弗洛伊德心理学创建的前提基础是什么？那属于人类思维的哪部分？它那排异的个性人格至上论与一般的历史假设有何关联？我的这个梦就对这些问题给出了答案。很明显，该梦阐释的是关于文化历史基础的问题，这是一种存在于意识层面的具有传承性的历史。因此，可以说，我的梦就是形成了一幅人类心灵的结构图：它假定在精神之下，还潜藏有某种完全非人性化的本性。正如英国人所言，这种思想“啪”的发出一声声响，这个梦就变得对我具有指导性作用了，它在将来将得到证实，证实的程度则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就是我对先验地潜藏在个人心理之下的一种集体性无意识最初的一点想法。我最初把它看作是过去的各种机能方式的迹象。后来，随着经验的增加同时也是基于更可靠的知识，我才将它们看作各种本能，也就是种种原型。
弗洛伊德认为：梦是一种“外在的方式”，其背后隐含有深层含义，尽管意识已经知晓这些深意却又险恶地压抑住了。我一直无法赞同此观点，我认为，梦是天性，它没有欺骗的意愿，它只是在尽力表达某种东西。这些鲜活的形式并无意欺骗我们的观察力，我们之所以可能会受到欺骗，是由于我们的眼睛近视；或许是我们听错了的缘故，因为我们患有严重的耳聋，但这些也并非是耳朵有意要进行欺骗。早在会见弗洛伊德之前，我就认识了意识及潜意识的直接阐释者——梦，这些都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它们不会随意发生，也不具备欺骗意图。我没有什么理由能够进行这样的假定，各种意识的方式会延它潜意识的这种自然过程中。恰好相反，日常经验告诉我，潜意识一直都强烈反抗着意识中的各种倾向。
这个关于这座房屋的梦对我产生了独特的影响：它唤醒了我曾经对考古学的兴趣。在回到苏黎世后，我拿到一本关于巴比伦考古发掘物的书就读了起来。此外我还阅读了各种神话的著作。在此研读过程中，我无意中发现了弗里伊德里希·克鲁泽(6)的《古代民族的象征及神话》，他开阔了我的眼界，我几近疯狂地读了起来，并以极大的兴趣吃力地读完了那一批堆积如山的神话书籍，后来我还读了诺斯替派(7)的著作，结果却陷入了混乱，我发现自己处于一种迷茫之中，类似我那次在医院中曾有过的经历，当时我极力想弄清楚精神病人那些心理状态的寓意。我仿佛身处一所想象中的疯人院，并像对待自己的病人那样治疗、分析克鲁泽著作中的半人马、仙女和男女天神。就在我这样忙碌时，我无意中发现了在古代神话和原始人的心理之间有着某种密切联系，于是这便引发了我对后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在进行这些研究期间，我很偶然看到了一个对不认识的年轻美国人米勒小姐的幻想的报道。该资料发表在了《心理学档案》（日内瓦版）上，作者是令我敬重、为人很慈祥的朋友西奥多·福楼诺伊。这些幻想蕴含的神话性色彩立刻深深吸引了我。那如同催化剂，对我那些已累积了很多但仍未理出头绪的诸多想法发生了作用。我的书《潜意识心理学》也逐渐从这些思想及我获得的神话知识中形成了。
就在我写这本书时，我又做了一个很重的梦，那预示了我即将和弗洛伊德分道扬镳：梦境发生在瑞士和奥地利交界处的一个山区。时近黄昏，我看见了一位穿着奥地利海关制服的上了年纪的老人。他背有点驼，从我身边走过时对我瞧都不瞧。他表情怪异，心事重重的样子，一脸苦相。梦中还出现了其他人，其中一个人告诉我，说这个老人并非活人，而是已死去多年的一位海关官员的鬼魂，“他不该死去的”。这就是我那梦的第一部分。
我开始对这个梦进行解析。当想到“海关”相关事物时，我立刻联想到了“检查”一词。对于“交界”，一方面我联想到了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界限，另一方面还有弗洛伊德与我的观点之间的界限。我认为该分析的隐含寓意就是在边境界限处所进行的严格的海关检查。这正如在海关边境，必须要打开行李检查后才能过关那样。在该检查过程中，潜意识的假设便能揭露出来。至于那位年老的海关官员，很明显，他未能从工作中获得快乐与满足，于是便产生了对这个世界的不满。我认为这与弗洛伊德类似。
尽管弗洛伊德此时对我已失去权威性。不过他仍是个对我很重要的人，我在他身上投射的是父亲的形象，在做这个梦时，我的这种形象投射亦如此。只要存在此投射，我便无法客观地加以分析。我会处于一种无法进行一致判断的状态。一方面，会依赖它，同时也会抵制它。梦中，我对弗洛伊德进行高度评价的同时也对他持有批评态度。这种不一致的态度就是一种迹象，它说明我仍未彻底认清这种情形且还没有什么行为反应。这是所有形象投射共有的特性。这个梦促使我去弄清这个问题。
受弗洛伊德的人格影响，我会尽可能地压抑自己的判断，将我那批判性的观点束之高阁。这就是与他合作的前提。我告诉自己：“弗洛伊德比你要聪明、经验也多很多。现在，你只需听从他、向他学习就好。”后来，令人吃惊的是，我在梦中竟把他当作了奥地利的一位性格怪异的官员——一位虽已离世但其灵魂仍在到处游荡的海关检查员。这就是弗洛伊德暗示说我对他所抱有的死亡愿望吗？对此，我也没发现自己身上有何异常呀。因为我的确是希望能有机会与弗洛伊德合作。坦白讲，还有点小自私，即想分享他那丰富的经验。与他的关系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我实在没有理由希望他死。那是否可以把这个梦看作是一种潜意识的反映，那是我潜意识中对他的高度评价与钦佩的一种补偿。如此说来，这个梦是建议我对弗洛伊德应采取一种更富批评性的态度。尽管梦的结局在我看来是暗示着弗洛伊德会永存，但我仍对这个梦感到了些许震惊。
这个梦并未在那海关官员的插曲之处结束。过了段时间，我又做了第二个梦，显然这个梦更为重要。我梦到自己身处一个意大利城市，那时正值中午时分，时间约在12点到下午1点之间，炎热的太阳强烈地照射在狭窄的街道上。这个城市在山坡上，这使我不禁想到了巴塞尔的一个叫科伦堡的地方。这里，狭窄的街道可向下直通伯西格塔尔山谷，这条山谷横贯城市，街道上还有部分区域是一道道的台阶。其中有一道台阶是向下通向巴弗塞普拉茨的。这个城市就是巴塞尔，也是一个意大利城市，看起来有点儿像贝加莫市。正值初夏，烈日当空，万物都暴晒于骄阳之下，眼前是川流不息的人群向我涌来。我知道，商店要关门了，路上行色匆匆的人们是要赶回家吃饭。在这人流中，有一位满身盔贯甲的骑士正从台阶向上走向我。他头上戴着钢盔，眼睛只透了缝隙。锁子甲上罩有一件白袍，衣服前后面还都绣有大红十字。
你可以很轻易想象出：在一个现代化的都市，在正午时分的下班高峰时刻，忽然看到一支古代的骑士向我走来。使我备感奇怪的是，周围那些赶路人貌似没有谁注意到他。没有人会看他。他仿佛就是个隐身人，除我之外没有人能够看到他。我自问，这个幽灵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然后仿佛有个声音在回答我，但周围没有人讲话——说道：“是的，这是一个定时出没的幽灵。这个骑士总是在12点到下午1点间的时刻经过这里，长期以来（我认为应该有好几个世纪了）一直如此，于是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
骑士和海关官员是两个对比鲜明的人物。海关官员是虚幻的，是个“不能算作彻底死去的人”，更确切地说应是个正在消逝的幽灵。而那位骑士却是充满生气勃勃、完全真实的。简言之，这个梦的第二部分很神秘，边界上的那个景象却是平凡的，也没有留给人很深刻的印象；我也是在后来细细品味时才略有感悟。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我对骑士这个神秘的人物进行了很多思考。但也不是完全透彻明白其内涵。在梦里，我也已知道这是位12世纪的骑士。那是炼金术刚出现的年代，也是寻找圣杯(8)的时期。我在15岁时就第一次读到了，圣杯的故事，那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我隐约感到在这个故事背后掩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并且，这个梦很自然唤醒了对圣杯骑士团及他们追寻圣杯过程的回忆。因为从深层次上讲，也是我的世界，它与弗洛伊德的那个几乎无任何联系。我的整个生命都在探寻着一种不得而知的东西，它很可能会赋予我那平庸生活以意义。
这对我来讲，着实很是失望。我用尽心思潜心研究那心灵深处的东西，最终发现只不过是众人熟知的“人情味”。我成长在乡村农民家庭，那些我无法从马厩中学得的知识，从拉伯雷式的智慧及那些民间传说中发现了东西，那是不受限制的各种幻想。在我看来，乱伦与同性恋不能说明什么，也没必要进行什么特别的解析。它们与犯罪行为一样是构成人性阴暗面的成分，并清晰地向我展示出了人类的种种丑恶和愚蠢，也破坏了生活的完美。我一直认为，蔬菜用粪肥养才会生长得好，这是理所当然的。坦率地讲，我觉得诸如此类的知识是不能带给人什么有价值知识的。我想，“那些城里人对大自然以及人的肮脏根本不晓得”，同时心里认为这些丑恶的事情实在令人很反感。
不了解大自然的人由于无法适应实在现实易患上神经症。他们像小孩子一样过于天真，因此很有必要告诉他们生活中的各种事实，譬如说，要让他们明白，他们和其他人是一样的。当然，这样的解释是治不好神经症患者的，他们只有从生活的泥沼中爬出来后，才可能重新恢复健康。由于他们过于迷恋先前受压抑的状态，所以当用理论劝说并要求他们放弃这种幼稚观念并以合理或“有道理的”观念代之时，若精神分析无法使他们获得某种更好的东西，他们又怎能摆脱这种状态呢？显然那是不可能的，他们连如何着手去做都不知道，又如何能做到？在找到更好的替代方式之前，人们是不会轻易放弃现有生活方式的。经验告诉我，所谓完全合理的生活方式是不可能存在的，特别是对于那些神经症病人，他们会说那根本就是不理智的。
现在，我终于清楚了为何弗洛伊德的个人心理学对我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吸引力。我迫切地想知道他的“理智的解答”的真谛，并且，为了获得答案，我已做好了作出牺牲的准备了。目前我想自己还在继续探索该目标。弗洛伊德本人也患有神经症，该病是可以被诊断的，并有他那还有外显典型症状，在我们那次美国之行中我便已发现这些了。当然，他曾教导我说每个人都带有神经症倾向，所以我们必须养成善于容忍的气质。但我不会满足于此，我还想知道一个人要怎样才能避免患上神经症，显然，如果导师都无法正确认识神经症，那么无论弗洛伊德还是其弟子均无法理解那些理论与实践的本质寓意了。因此，当弗洛伊德宣布他意欲将理论与方法结合起来并使之变为某种原则时，我便再无法继续与他合作了。我别无他选而只能与他脱离关系。
在我写那本有关力比多的书并接近写完“献祭”这一章时，我已预估到，这本书的出版必将导致我失去弗洛伊德的友谊。因为我打算在这一章中写进自己对乱伦的态度，那是对力比多概念进行的重大变革，同时还会掺杂一些与弗洛伊德相左的观点。我认为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乱伦才意味着人的精神错乱。一般说来，乱伦是展现了高度宗教化。正是出于此种原因，乱伦几乎在所有的宇宙进化论或神话中都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弗洛伊德却对此坚持片面的解析，他不能掌握作为一种象征意义的乱伦在心理方面的含义。我知道，他绝对不可能接受我的任何观点。
我将此事告诉了妻子，并告诉我的担心。妻子试图安慰我：她认为弗洛伊德心胸宽广，不会提出什么反对意见，或许还可能会接受我的观点。我本人不太相信他会那样做。有两个月的时间，我一直忍受着这种内心冲突的困扰，只字未写。我是应当将自己的想法默默掩埋保持沉默，还是去冒将失去一位相当重要的朋友的风险呢？最终，我决定要继续写下去，哪怕因此我将失去与弗洛伊德的情谊。
我与弗洛伊德决裂之后，所有的圈中好友和熟人纷纷陆续离我而去。我的这本书被贬为胡言乱语，而我本人则被认为是个神秘主义者。于是，事情就这样变得没有后路了，唯有里克林与梅达接受了我的思想。不过对于这样的孤立，我也早已有预见，因此很早就不对那些所谓朋友们的帮助抱有任何幻想了。在此之前，我已就此事进行过深思熟虑。我早已明白，做任何事情都是要冒风险的，对自己的信念应当表明立场。我意识到了：“献祭”那一章就意味着我需要将自己牺牲掉。将这些梳理清晰后，我便信念坚定地写了下去，尽管我知道自己的想法是不会被世人所理解的。
回首往事，我是唯一的，注定了要继续对弗洛伊德最感兴趣的两个问题进行研究之人，即“古代遗痕”的问题与性欲问题。一种普遍错误的观点认为我看不到性欲的价值。其实恰好相反，在我的心理学中，性欲作为心理完整性的本质但不唯一的表达方式是有着重大作用的。但我主要关注的是，在超越个体意义与生物学上的功能之后，进一步解释它在精神性方面的内容以及它的神秘寓意，这样我才能掌控令弗洛伊德如此痴迷却又未能把握的东西。我将这些想法写进了《感情转移心理学》和《神秘的联系》中。作为神秘的心灵外显方式，性欲的重要性举足轻重。此种心灵即“上帝的另一面”是上帝形象的阴暗面。自从我当初开始对炼金术的世界研究至今，对于神秘心灵的迷茫就一直存在。根本上讲，此兴趣是由于最初与弗洛伊德有过的一次谈话被唤醒；当时我实在是无法理解性欲现象如何能这样深深打动他。
总体上说，弗洛伊德最大的成就是他将精神病人用认真的态度加以对待，并深入研究了他们独特怪异的心理。他有勇气用病例讲话，并且他这样做也能够深入到病人的真实心理之中。他以病人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世界，从而能够比其他人更深刻地理解精神病人。在此方面，他没受到偏见的影响，此外，他还成功地纠正了大量偏见。正如《圣经·旧约》中的先知，他自己动手推翻了虚假的神，揭开了用以掩饰各种不诚实与虚伪的幕布，这样也便无情地揭示了当代精神的腐朽。当他在面对这样一种会导致人们孤立的工作时，忍受着人们的责难。他发现了一条通向潜意识的途径，这也推动了我们文明的进步。由于肯定了梦的价值——那与潜意识息息相关的最重要的信息源泉，他把一种貌似已彻底丢失了的工具再次交到了人们手中。他从经验上证明潜意识的存在，而这种精神在那时仍被看作只是作为一种哲学上的假设，即它只存在于C．G．卡鲁斯和爱德华·冯·哈特曼的哲学之中。换言之，尽管现代人接触潜意识的观念已有半个世纪之久，但当代的文化意识却仍未接受有关潜意识的观念及其所蕴含的意义。如此说来，理解心理世界具有两种极性的基本观点在将来仍是一项有待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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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9年，荣格为弗洛伊德写的讣告中称此作品为“划时代的”并且“或许是史上最有挑战性的作品。该作品的目的即要对在潜意识心灵作用于外显实在经验后，所产生的诸多难题进行探索。那时候，对于我们这样的年轻精神病医生来说，此书就是启蒙之源，那些思想令我们豁然开朗；然而，对于我那些上了年纪的同事而言，它只不过是供人揶揄的对象罢了。”
(2) 文章的英译标题为“弗洛伊德之癔病的理论：答阿査芬堡”，该文章还被收入到了《弗洛伊德与心理分析》一书。
(3) 1906年，荣格向弗洛伊德寄去《诊断性联想研究》，随后二人开始通信，且一直保持到了1913年。1907年，荣格将自己的《早发性痴呆心理学》寄给了弗洛伊德。
(4) 希腊神话中的性爱之神。
(5) 査拉图斯特拉，尼采《査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书中的人物。
(6) 克鲁泽（1771～1858），德意志的古典学者。
(7) 诺斯替派，早期的基督教，该教主张神秘直觉说。
(8) 圣杯，相传是耶稣在最后晚餐中所使用的杯子，这也是诱发欧洲十字军东征的一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