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托关系，机会就会躲着你
《凯西来了》不好意思托关系，机会就会躲着你,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我在《女士》杂志的时候，有一天，一大早，我就打了个电话给乔治?赫希。他是我从前的上司，前《纽约》杂志出版人。我从乔治手下辞职已经好几年了，但我特别重视跟他保持联系，并时不时地让他给我提点建议。那天早上我去办公室之前，从家里给他打了个电话，提了个很具体的要求。
“我们能聚一聚吗？”我问他，“有点事我需要跟你谈谈。”
“噢，”乔治说，“我今天要出城。等我回来我们再见面行吗？”
我自然可以说“当然可以，乔治。一路顺风”，然后让他忙自己的，这样显得很客气。但我没有，我问道：“你能在出发前跟我见一面吗？能不能随便喝杯咖啡，或者吃个早餐？”
乔治不仅是杂志界的名人，还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最有想法的人之一，他能听出我话里的急迫感。“好吧，”他说，“在哪儿？”
半个小时后，乔治和我坐在了一家餐馆的小隔间里，点了鸡蛋和咖啡。“我想请你帮个忙，”我对他说，然后深吸了一口气，“你能介绍我认识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吗？”
有些背景需要交代一下。当时我听说电影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对电影之外的领域产生了兴趣，他打算在旧金山创办一份新杂志——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考虑在个人生活和事业上都做一点改变。我已经把此前的10年花在了纽约城里，虽然我热爱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但我的婚姻却在走向终结，我想重新开始。在那之前不久，我去旧金山玩了一趟，我发现自己完全被这座城市迷住了。我立刻决心搬去旧金山。
在科波拉的新杂志谋一个职位将是移居旧金山的最好办法——手头有一份很好的工作，而且还是跟一位传媒界的大人物一起。我知道乔治?赫希认识科波拉，所以我很清楚下一步该怎么做。当然，我可以坚持不要别人帮助，但为什么不呢？乔治可以很快地给我牵线，而且科波拉了解他、信任他，这对我也有好处。
乔治毫不犹豫地说：“当然可以，我给他打电话。”结果，科波拉那天正在纽约，几个小时之后我就去第五大道皮埃尔大酒店的一个大套间见他了。几天之后我就被录用了。事实上，如果我只靠自己，也许他的门卫就会把我挡在外面，我永远都没法见到他。
所以不要不好意思托关系。你找别人帮忙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感到很荣幸。这些年来，我的朋友和老下属们多次找我帮忙，而我可以告诉你，帮助那些能力和名声值得信赖的人让我感觉很好。此外，这也可以是一桩不错的交易。毕竟，如果我给你介绍了一份工作，而你表现出色，那你的老板就欠我一个人情了。给别人帮忙在很多方面都跟找别人帮忙一样有好处。
但如果你没有这些能给你牵线搭桥的关系，那怎么办呢？哦，你可以学一下一个叫邦妮?富勒的姑娘的做法，当时她还处在事业起步期，希望引起著名的《时尚》杂志编辑海伦?格利?布朗的注意。
把自己推销出去！
到20世纪80年代初，海伦?格利?布朗担任《时尚》杂志的主编已经20多年了，她把这份杂志从一份前景黯淡的月刊变成了史上最成功的针对年轻女性的杂志之一。她是引发女性革命的宣言——《单身女孩》一书的作者（她现在还在赫斯特工作，是《时尚》国际版的主编），她绝对是一个明星。她穿着Pucci的短裙，嗓音轻柔，一头精心梳理的秀发就是她的标志，一进入杂志界她就很出名。她热爱这个领域的一切。
而邦妮?富勒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编辑，在一份叫做《焰火》的加拿大时尚杂志工作。她并非来自大富之家，在纽约杂志圈也没有太多人脉，唯一不缺的就是动力。由于加拿大并不是时尚界的中心，邦妮决心到热闹的地方去。
她无法轻易打入海伦?格利?布朗的上流圈子，在这种情况下，邦妮主动把自己的杂志寄给海伦以及其他许多优秀的杂志编辑。
她每个月都寄。一直坚持了几年。
她会写一张便笺——“只是觉得你会想看看3月号！”——然后贴在信封上寄出去。她从来不问海伦是否想要收到杂志，甚至连她看没看过都不管。邦妮只是信心十足地努力着。她从来没有骚扰或者惹恼别人。她没有一个星期打23通电话要求回复。她只是采取行动，确保别人注意到了她。而海伦肯定是注意到了。
1994年，邦妮在赫斯特得到了一份工作——《嘉人》杂志的编辑，这是时尚杂志界的一个理想职位。3年之后，就在我来到赫斯特的时候，她获得了杂志业中最让人激动的职位——踏着海伦?格利?布朗的足迹，她当上了《时尚》30年来的首位新编辑。邦妮的成长历程让人惊奇，如果她一开始没有那样推销自己的话，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毕竟，如果你自己不推销自己，谁会来推销你？
表现动力的关键就在于尽可能做足准备，然后推销自己，但要变得优秀并获得相应的晋升则要养成这样的习惯：走得更远，做别人想不到的事情。比别人多走一英里
任何人都可以多走那一英里：想找一份暑期工作的实习生，想晋升到更高职位的助理，想与客户和消费者保持良好关系的企业主管。不论你处在什么位置，都要努力养成习惯，在别人要你做的事情之外再多做一点。你的努力最终将得到丰厚的回报。
几年前，赫斯特旗下的一本叫做《美丽家居》的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把阿斯本一处住宅的主人说成是“雅诗兰黛集团董事长”罗纳德?兰黛和“他的太太伊夫林”。不幸的是，罗纳德不是雅诗兰黛的董事长，伊夫林也不是他的太太。这篇文章说的其实是罗纳德的兄弟、传奇人物伦纳德?兰黛，他在纽约艺术圈、媒体圈、慈善界都很有名，而伊夫林是他的太太。
天啊！这是一个无心之过，但却是一个极其愚蠢的错误，当有人把这事告诉我的时候，我明白得赶紧认错。雅诗兰黛是我们杂志的一个广告大客户，每年花费数千万美元进行广告宣传。我不能冒这样的风险，让这个愚蠢的错误给它的董事长留下恶劣的印象。由于我跟伦纳德?兰黛认识好多年了，所以我打算亲自向他道歉。
那天是周五，接下来就是周末了。我给伦纳德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他的助手告诉我伦纳德和伊夫林正在法国旅游。他应该还不知道这件事，所以我还有机会在他从公关部门听说消息之前跟他取得联系。他的助手听出了我的失望，于是给了我他在巴黎的电话号码。
我向他承认了错误。“伦纳德，对不起，”我说，“而且，我很尴尬。”
伦纳德笑了，告诉我说他原谅这件事了。他把电话递给了伊夫林，她也很通情达理。而且后来伦纳德在接受一份撰文介绍我的杂志采访时说，他很高兴我不厌其烦地一路找到他，跟他道歉。他说：“我对她的尊敬比天还高。”通过“多走一英里”，我不仅成功地防止了这个错误带来不良影响，而且还让它产生了附加值。
很多时候，客户和消费者只是想确认别人在替他们注意一些事情。在《今日美国》，我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每当有直言不讳针对广告大客户的文章出现在报纸上的时候，我都要给他们打个电话。一次，帝王威士忌的一个四色整版广告旁边就是一篇酒精中毒及其对美国经济副作用的报道。另一次，玩具反斗城买下了重要的广告版面，但就在同一天，报纸报道了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对危险玩具的报告。
当然，报纸的责任是报道新闻，所以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但我的责任是确保广告客户不会因为其公司或产品受到新闻的负面影响而与我们失和。所以我特别注意打电话安抚他们，甚至坐着飞机去拜访客户，“多走一英里”（名副其实多走一英里！）去把事情搞定。
然而有一回，克莱斯勒做了一个整版四色广告，那次我来不及反应。我刚到办公室，翻看汽车版的时候，发现记者用自己的个人标准评出“最好和最烂的新款车型”，文中严厉抨击了克莱斯勒的一款车。天哪，我心想。而就在此时，我的电话响了。
打电话的是克莱斯勒董事长李?艾柯卡，他因为使这家不景气的公司业绩好转而声名大噪。他怒气冲冲、语无伦次地说着，用夸张的话语告诉我，他对我们的汽车记者、我们的报纸，以及我们显而易见的“智障”的看法。不知怎么回事，我感觉艾柯卡其实只是想要发泄——他可能只是要做给当时在他办公室里的那些人看——所以我就充当了一回聆听者的角色，然后在他摔电话之前说了些宽慰的话。克莱斯勒没打算撤掉在《今日美国》上刊登的广告，而艾柯卡当然也不可能要求我们歪曲报道来取悦他。
吸引别人注意的一个好办法就是让人知道你格外努力。而多做一点努力对你自己也是有好处的。这一点是我在做下面这件事的时候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