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 理论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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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功利主义、康德主义和德性伦理学一样，社会契约理论是当前道德哲学的重要观点之一。不难理解这一理论为什么如此普及，它似乎对道德生活进行了很多解释。能说什么反对它的话呢？我将讨论对它的两点反对意见。然而，在这样做之前，我首先解释为什么这一理论并没有人们经常宣称的优势。
道德哲学对客观道德事实的观念有着很长久的爱恨关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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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这一事实的存在赋予了整个道德理论事业以意义：什么是伦理学家的责任？他们试图发现道德事实。另一方面，客观的道德真理的观念提出了一些尴尬的问题：这些“道德事实”是什么样的？我们怎么能知道它们是“道德事实”？我们不能看到一个行为是错的，对吗？我们能以其他方式理解行为的错误性吗？
社会契约理论认为，他们围绕这些问题已经找到了一个方法。他们说，道德有一个完全客观的基础，但是，我们不必假定任何“道德事实”以解释它是什么。道德只是理性的人为了他们的共同利益而同意的一套规范体系。而且，我们能通过客观的调查决定那些规范是什么。这样我们就不再需要任何神秘的“道德事实”了。
然而，这个思路是有缺陷的。它首先说，“没有道德事实”， 接着说“道德在于我们为了共同利益而同意的规范”，问题是，利益（benefit）的概念就是一个道德的或评价的概念。利益就是对某人善（good）。所以，确证存在利益的理论也就确证了道德事实的存在，换句话说，关于什么构建了利益的事实。
社会契约理论的捍卫者可能回应说，“这个理论并不是关于利益的，而是关于偏好（preference）的——关于得到你想要的东西。道德是要求我们合作以便我们能更多地得到想要的东西的规范体系”。但是，这并不能解决问题，为了成为道德理论，社会契约理论需要说“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是善的”或者“理性地行为是善的”。（如果它不作这样的断言，那么什么能使它成为道德理论或者价值理论？）如果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或者理性地行为是善的，那么，这就是道德或价值事实。
这里的问题完全是一般性的。所有的道德理论都是关于“什么是重要的”的理论，这样，它们全部都要作出“某某重要”或者“做某某是善的”这类形式的断言。因此，社会契约理论和所有其他道德理论坐在同一条船上。
对社会契约理论最普通的反对是它基于历史的虚构。它要求我们想象人们曾经生活在与其他人的孤立之中，他们发现这不堪忍受，最后他们重新联合在一起，同意遵从互利的社会规范。但是，这些未曾发生过。它只是一个想象。那么，它有什么意义呢？确实，如果人们曾经以这种方式聚到一起，我们就能够如这种理论所建议的那样，解释人们对他人的义务：人们应该遵守规范，因为他们曾经同意这样做。但是，即便这样，仍会有问题。我们会不得不面临如下问题：同意是一致的吗？如果不是，那些没有签署同意的人怎么办呢？不要求他们道德地行为？并且如果契约是很久以前签订的，我们要受我们祖先的协议的约束吗？如果不，“契约”怎样在每一代更新呢？如果有人说“我不同意任何这样的契约，并且不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该怎么办呢？事实上，从来没有这样的契约，所以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通过诉诸它而得到明智的解释。正如一位批评家所说的俏皮话那样，社会契约“不值那张纸，所以它未写在那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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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回应这种说法时，可能会说，有一个我们受其约束的隐含的社会契约。确实，我们都不曾签署一个“真的”契约——没有已经附有署名的文件。然而，与社会契约理论描述的内容很相似的社会安排确实存在：有每个人都认同的约束他们的一套规范，我们所有人都从这些规范得到一般地遵从的事实中受益。我们每个人接受这一安排赋予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我们期望并鼓励人们继续遵守这些规范。这是对事物实际状态的描述，不是虚构的。并且，接受这一安排的利益，就产生了尽我们的本分支持它的义务——换句话说，报答的义务。于是，论证得以继续。这个契约是隐含的，因为我们成为当事人，不是通过我们的语言，而是通过我们的行动，正如我们共享社会制度并接受当前社会的利益一样。
因此，“社会契约”的故事不必期望成为历史事件的描述。它更是基于这一思想所提供的有用的分析工具，即：我们可以理解我们的道德义务，好像它就是以这种方式产生的。思考下列情形：假设你遇到一群正在玩一种精致游戏的人。游戏看起来很有趣，所以你也参加了。然而，过了一会儿，你开始不守规矩，因为这样似乎更有趣。其他人提出抗议，他们说，如果你打算玩，你就得遵守规矩。你回答说，你从来没有发誓要遵守那些规矩。他们可能正确地回应说，这是不恰当的。也许没有人明确地发誓遵守规矩，但是，通过参加这个游戏，每个人都暗示地同意，遵守使游戏成为可能的规矩。这就好像他们都同意了。道德也是如此。这个游戏就好比是当前社会，我们从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并且我们不想放弃那些利益，但是，为了玩这个游戏并且获取利益，我们就不得不遵从这些规范。
这个回应是有吸引力的，但不清楚它有多有效。当游戏在进行的过程中时，由于你可以只是观看或者走开，所以很明显，如果你想加入，你就是主动选择了加入。因为这个原因，一旦你加入，你就必须遵守游戏的规则，否则你将恰如其分地被视为令人讨厌的家伙。然而，某人出生于今天这个巨大的合作的世界，明显地并不是主动选择成为它的一部分的——可以说，他是被抛进来的，而选择出去的唯一方法是成为自足的：避免使用道路、电力或水等服务。有人试图以这种方式生存，但我们大多数人发现，这种生活方式是不可接受的。所以，如果我们仍然是社会的一分子，我们在多大的程度上应当为它的规范所约束？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
在我看来，对社会契约理论的第二个反对意见似乎比第一个更有力量，它与我们对不能参与契约的存在者的责任相关。例如，动物缺少与我们加入任何协议的必要能力，无论是隐含的协议还是明确的协议，因此，要将它们覆盖进这种协议所建立的“互利规范”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当没有任何充分理由时，虐待它们在道德上是不是错的？如果这是错的，难道这是因为导致了动物本身痛苦吗？但是，我们对不是契约主体的存在者有道德责任的思想，似乎与这一理论背后的最基本的思想相反。因此，这个理论似乎是有缺陷的。
霍布斯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根据他的观点，动物被排除在道德考虑之外，他写道：“与野蛮的畜牲订立契约是不可能的。”显然，这个问题没有困扰他。动物从来没有被人好好对待过，但是，在霍布斯的时代，它们被给予了特别少的注意。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 ) 和尼古拉斯·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 是两位与霍布斯同时代的人，他们曾经宣传动物甚至不能感觉痛苦的思想。对笛卡尔来说，因为缺少灵魂，动物的躯体只是机器；对马勒伯朗士来说，这对理论理性是必要的，遭受痛苦是亚当的原罪的结果，而动物并不是亚当的后代。但是，无论是否有这些原因，他们的观点都是动物不能感受痛苦，所以动物超越于道德考虑的范围之外。这使17 世纪的科学家能够在动物身上实验，而不必担忧它们不存在的“感觉”。尼古拉斯·方丹（Nicholas Fontaine）——一位目击者——在出版于1738 年的著作中描述了记忆中的一次去实验室的参观：
他们以绝对的冷漠实施着对狗的击打，并且取笑那些可怜动物的人，因为他们觉得好像动物感到了痛苦。那些冷漠的人说，动物是钟，敲打它们时发出的叫声，只是碰触它时发出的噪音，但是整个身体并没有感觉。他们用钉子把可怜的动物的四只爪子钉在板子上，对它们进行活体解剖，看血液循环系统，这是交谈的重要话题。
如果我们有义务不去引起动物不必要的痛苦，就很难弄明白这一责任如何能容纳进社会契约理论。然而，很多人（比如霍布斯）不可能发现这一点如此令人忧虑，因为他们不把对动物的责任问题看得特别紧迫。但是，还有类似的进一步的困难，这仍然会让他们暂停下来。
人类的婴儿也不能参?那种社会契约理论所想象的契约。他们当然能感到痛苦，但是，他们没有能力承诺遵守社会规范，这对那些有最严重的精神损伤的人也是同样真实的。
由此可见，对人类和动物存在着同样的问题。由于他们不能参与产生道德义务的协议，根据这一理论，他们就处于道德考虑的领域之外。然而，我们确实有对他们的道德义务。而且，我们之所以对他们有义务的理由，恰恰与我们对正常人有义务的理由是一样的——例如，我们不应该虐待正常成人的理由是，这会导致他们可怕的痛苦，并且正是由于这个相同的原因，我们不应该虐待婴儿或者精神损伤的人。社会契约理论能够解释我们在一种情况下的道德责任，却不能解释另一种情况下的道德责任。
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涉及这一理论的一些次要方面，它直指这一理论的核心。因此，除非能找到一些方法以解决这些困难，否则结论一定是：社会契约理论的基本思想是有缺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