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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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到达手术室时，这个11岁的男孩已经在那里了，他平静地躺在一张担架床上，穿着一件蓝色病号服，下身是一条图案看上去像丛林迷彩服的“美国大兵”（G. I. Joe）睡裤。他的父母站在他旁边，一群麻醉师在附近安静地工作，准备让他昏睡过去。
这对父母正在为他们的儿子装出勇敢乐观的模样，满脸微笑，他们俯在他耳边低语，爱抚着他的头发，同时小心翼翼地避开被剃去头发的斑块，这里已经成为伊马德·伊斯坎德尔医生一周前进行脑外科手术的切入点。不过，待到爱子眼皮颤动着闭合，最终沉沉睡去的那一刻，孩子父母的脸庞骤然涌出极度痛楚的表情。母亲眨着眼睛，任由泪水落下，双手抱住了头。一名护士轻轻揉了揉她的背，随后将夫妻俩带出了房间。
那天，外面是阳光和煦的美丽春日，这样的日子适合11岁的男孩在长满青草的公园和田野里奔跑、叫喊和玩耍，这都是为了强调我们为什么要站在麻省总医院灯火通明的手术室里面。这个男孩患有进行性肌张力障碍，这种运动障碍会引发肌肉不受控制地收缩，导致身体不由自主地扭动弯曲成不自然也往往是痛苦的姿势——手腕和脚部拧成一团，腿部动弹不得，背部对折起来。
伊斯坎德尔告诉我，手术台上的这个孩子曾经体会过正常的童年的欢乐。但如今，欢乐正在悄悄溜走。他的脚和腿开始冻硬，他的肌肉好像慢慢变成石头一般。他已经没法跑步了，但情况很快就会变得更糟。尽管这种疾病并不致命，但肌张力障碍在早期可能会很痛苦，也很严重，症状会蔓延到身体周围的主要肌肉群，有时还会让患者只能坐在轮椅上度日。
“他只是想做个正常的孩子，”伊斯坎德尔说，“他的父母只是希望他能拥有正常的童年，能做孩子可以做的事情。”
我在为本书做调研期间，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跟在伊马德·伊斯坎德尔周围看他给患者做手术，几乎没有什么经历比这些时光给我产生更深远的影响的了。在麻省总医院泛光灯照明的手术室里，我得以近距离地观察到，我探寻了数月的奇迹在我面前实时展现出来：人类一生之中唯一的变革时刻，因为有了技术，一切都在突然间开始改变。我在来访前，曾经担心自己会对进入手术室现场观察手术过程做出不良反应——我会不会感觉恶心或者头晕？结果相反，我被彻底迷住了。这里是带有呼吸的活生生的人类，在提问和回答，在微笑，甚至在与我对视，从房间这头到那头，四目相对。然后，他们睡去，把自己交给伊斯坎德尔，他会在我面前把他们打开，就像汽车维修师掀开引擎盖一般，然后开始修补这些生物机器，正是这些机器驱策着人类的所有机能，赋予了会呼吸、会大笑、会思考、会爱、会感受、会运动的人类以生命。有一次，我站在伊斯坎德尔身后，目光越过他的肩膀向下望，他正在深入一位病人的大脑灰质几英寸处——她的大脑正在与她的心跳同步脉动——然后取出了一块导致难治性癫痫的脑部组织。
但是这个11岁男孩的病例则有所不同。我有1个儿子，1个女儿。在我脑海中，我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我面前手术台上的这个男孩会在阳光斑驳的周末早晨出去跑步和玩耍的样子。哪怕男孩的父母离开手术室很久之后，那副惊恐万状的形象还一直在我心中挥之不去，让我心怀不安。
几天前，伊斯坎德尔在男孩颅骨顶部钻了两个硬币那么大的孔，并给他的大脑中插入电极，这就是我之前观察过的强迫症患者所接受的手术。现在伊斯坎德尔将用于大脑刺激装置的控制器植入男孩的胃下，并将电线沿着皮肤底部延伸到孩子大脑中的电极。微弱的间歇性电脉冲会破坏干扰导致男孩发病的瘫痪信号。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男孩将会恢复正常。
孩子的父母离开后，护士们将好几块布直接固定在男孩身体的上部和下部，然后将上方皮肤裸露处用塑料布包裹以接住涌出的血，并使用夏比记号笔标记了切口区域。最大的叉画在男孩的左腹部下方，我看着伊斯坎德尔正在此处用手术刀划下了第一道小切口。
伊斯坎德尔告诉我，德雷珀实验室开发的新型直接大脑刺激机器，可能很快就会把这一手术步骤给淘汰了。这种设备的小型化“中枢”比手机还小，可以贴合在脑袋背面，并与多颗钛制“卫星”相连。这些“卫星”安装在颅骨顶部5个不同位置处硬币大小的钻孔中，而且会与植入大脑的电极直接接触。头发可以长在外面。你甚至不知道里面藏着东西。
不过这项技术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因此，伊斯坎德尔站在一盘闪闪发亮的金属工具前面，选择了一根尖端弯曲的长长的金属杆。然后，他将金属杆插入男孩腹部的切口，并将其推向胸部下方，在熟睡男孩的筋膜（介于皮肤与肌肉之间的一层组织）中穿出一条通路，一直延伸到其肩部。伊斯坎德尔打算经由这条通道将电线连接至大脑中的电极。
“这样做有点儿野蛮，”伊斯坎德尔在工作时对我说，“不过比从下往上直接切开要好得多。”
这里出现了我在研究中经常遇到的一种悖论，虽然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并用如此强烈的情感力量加以说明。生物技术革命让神奇的改造创举成为可能，但在某些方面，新技术依然相当原始——甚至原始到一位使用它们的外科医生仍将他的部分技术称之为“野蛮”，原始到足以让你望而却步。尽管我们取得了类似科幻小说般的进步，但我们在很多方面仍处于早期阶段。就好像第一辆福特T型车刚从装配线上新鲜出炉，就好像软盘或者八音轨磁带刚刚问世。
不过，我们并没有越过雷池，最终这种生物医学革命正在开始取得实效，这不再只是炒作和猜想。这就是现实。
本书中，我们遇到过一些科学家，他们将人的身体和精神逆向工程作为最小的个体部分，以前所未有的方法检查它们，然后利用这些知识来重建或改变我们。他们正在以几年前尚不可想象的深刻方式改造着生活，担架床上的那个男孩将会再次奔跑起来。接受伊斯坎德尔手术后的几个月内，导致男孩肌肉痛苦收缩的大脑失灵部位将会慢慢失去其无情的掌控力。这个孩子扭曲的四肢将会舒展开来，瘫痪的肢体将会变为自信的步伐。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那个男孩将会再次成为“正常”的孩子，他可以和朋友一起捉迷藏、摔跤、溜冰、滑雪，以各种方式忘却他的残疾。
技术也让休·赫尔重获自由。意外发生后的头几天，赫尔反复做着同一个梦，梦见自己奔跑着穿过宾夕法尼亚州父母家屋后的玉米地——只不过他在醒来后只见双腿残肢，以及必须面对自己将永远无法再奔跑的残酷事实。今天，赫尔在意大利多洛米蒂山脉攀岩，绕着瓦尔登湖慢跑。赫尔又能走路了——是真正地在走路。
由于斯蒂芬·巴德拉克发现了“精灵尘”，扬西·莫拉莱斯终于保住了他的腿，梅塞德丝·索托也留住了她的脚。医生们没有给他们截肢，反而能够利用他们身体的再生能力，采取了一种在以往任何年代都不可能实现的治愈术。
深部脑刺激帮助深陷抑郁、卧床不起的莉斯·墨菲重新站起来了，重新回到世界——成为母亲，发现幸福。眼盲的帕特·弗莱彻可以用耳朵看世界——“看见”山脉。
李·斯威尼仍然无法治愈肌肉萎缩疾病，也无法治愈老年性体弱。不过，第一例基因治疗如今已在西方国家获得批准。我们有关人类基因组，以及如何改造基因的知识，似乎每个月都在持续增长。
当然，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在伊马德·伊斯坎德尔的手术室看到了这一点，当他手中拿着那根金属杆朝我转过身，并为他即将执行的野蛮手术过程表示遗憾时，我看到了这一点。我也看到这一点以许多其他形式表现出来。戴维·杰恩自愿接受了一种可能由实验性电极提供沟通能力的实验性手术，结果他在手术期间差点儿丢了性命。发明这种疗法的神经科医师菲尔·肯尼迪在勇敢地（或者是愚蠢地，取决于你怎么看）将电极植入自己的颅骨之后，最终他自己也被推进了紧急手术室。我们仍然还不是特别接近于找到阿尔茨海默病或老年性记忆丧失的疗法。
就连休·赫尔的腿也并不完美。只有当科学家们学会如何将假肢直接连接到他的神经系统，并使感官反馈朝另一个方向流动时，赫尔的假肢才能真正接近真实双腿的每时每刻的精确度。
尽管在实验室中利用相当令人兴奋的脑——机接口技术完成了诸多壮举——猴子用思维移动了轮椅，四肢瘫痪的女子只靠想象就用仿生手臂喝到了牛奶——不过格温·沙尔克的导师乔纳森·沃尔帕对于当前这些技术局限性的总结或许最有说服力。它们很好——不过在现实条件下还靠不住。
“现在的脑——机接口绝对不可能用来控制在悬崖边行走的轮椅，也不可能用来在车流繁忙的路段驾驶汽车，”沃尔帕说，“除非这些情况能解决，否则它们的用途都会非常受限。”
不过，我们仍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终会发生，这可能只是时间问题。休·赫尔显然正是这么认为的。
赫尔与再生医学先驱罗伯特·兰格和神经科学家艾德·博伊登（Ed Boyden）联手发起一项新的合作研究，他们称之为“极限仿生学中心”（Center for Extreme Bionics）。这家中心的目标是解决不少于全世界半数人口所患有的“某些形式的身体或神经残疾”。
“今天我们承认——甚至‘接受’严重的身体和精神障碍，认为这是人类固有的状况，”他们的宣传材料声称，“不过，这些状况必须被接受为‘正常’吗？相反，如果我们可以通过发明和实施新技术来控制体内生物过程进而修复甚至根除症状，那又会怎么样？如果人类没有残疾这回事，那又会怎么样？”
格温·沙尔克的愿景则更有野心。在他看来，解码想象言语，以及解码大脑中的许多其他信号的努力，并不是目的地，而是通向更宏伟终点的中继站。沙尔克相信，就在不远的将来，终有一天可以把人类心智——事实上就是所有人类——与计算机毫无疑问地连接在一起，实现无限多的新功能。例如，瞬时计算复杂方程式的能力（比如求解），瞬时读取网络上的每一项事实（就像瞬间记起你1小时前的午餐食物）的能力。
“你本质上会成为机器的一部分，”沙尔克说，“你再也不需要打字了。除了思考以外，你不需要做任何事就能交流。你可以立即、完全无障碍地获取谷歌（Google）所能提供的全部信息。”
事实上，你将可以读取整个世界，可以获得同一时刻恰好也保持连接的所有其他人所构成的“蜂巢”思维，以及连接到网络中所有计算机的计算能力。
“所以现在你有了10亿人，他们都像这样连在一起，再也没有需要你键入内容的社交媒体，世界就会知道你要做的事和你是什么人，对吗？”沙尔克说，“所以突然之间，你就创造了这个超级社会。这将会很清楚地彻底改变，不仅是人类的能力，还有人类存在的意义、社会存在的意义，我的意思是，这将完全改变人类的一切。”
“我们在这里谈论的东西，”他说，“本质上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极其早期的第一步。”
这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愿景，想法如此美妙，让人在与本书探讨的某些其他技术一道深思过后，很容易感到有些许不安。虚构出反乌托邦未来的愿景并不难。当然好莱坞已经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让我们始终保持偏执、审慎和技术恐惧感式的担忧。如果有人攻击这个蜂巢思维并接管了它，那该怎么办？休·赫尔的仿生学，最终会导致我们创造出邪恶的机器人，还是执意要用冰冷的金属手臂征服人类的终结者？我们是否正在走向一种优生学社会，基因改造的超级种族在大理石宫殿里高枕无忧，有缺陷的民众则在清洁地板和厕所？埃尔马·施迈瑟的“思想头盔”，有没有可能被压制性政府用来监控我们的想法和异议？伊马德·伊斯坎德尔关于深部脑刺激的探索，会不会有一天被用于思想控制？
这些担忧都是合理的，也应该有一席之地来讨论我们该做些什么事以确保这些情况不会发生。但对于我来说，归根到底，如果把注意力放在广受欢迎的好莱坞反乌托邦式的愿景——无论你认为这些是耸人听闻、合情合理，还是非常有趣——甚至放在像沙尔克这样的科学家所预期的乐观未来，那么都是错失了重点。
在我看来，对于政府读心术的忧虑，实在太过背离戴维·杰恩的故事：他全身瘫痪，再也不能说话，只能借助技术来跟两个小孩在晚餐时扮小丑找乐子，告诉孩子们，他爱他们。或者是帕特·弗莱彻的故事：她双目失明，站在沙漠中哭泣，因为她可以用耳朵再次“看见”山脉。对我来说，比较一下这一幅画面：休·赫尔穿着跑步者假腿，绕着瓦尔登湖周围小步慢跑。那么关于某个遥远未来诞生终结者的遥远可能性的担忧很快就会消失。
因此，我一次又一次地发现，我所更关注的似乎反倒是这些技术的最强大的想法和用途，以及那些与我相伴的故事。这些都关系到最开始吸引我走近生物工程学的原因——让失去能力者复原的能力，让我们表达人性并与世界及周围其他人产生联系的东西。这种力量让人类去拥抱生活。它让人们去运动——去走向世界并与之互动，去探索，去与爱人共舞，去攀登岩壁；它让人们去感知——去伸手爱抚我们的孩子和父母，去告诉他们，我们爱他们，去观看日落；它让人们去思考——去创造，去感受，去记住美好的时光，去哀悼。
我怀疑技术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最后，我又回到休·赫尔在所有一切开始时学到的那一课。起初，他体会到自己能够无拘无束地做出各种形状和不同尺寸的腿，他的装置不需要看起来像人类。但后来，他被无情地拉回到大自然至高无上的解决方案中，这种解决方案是经过数10亿年演变而臻于完善的。他意识到，他一直努力寻求的最有效也最简练的问题解决方案早已存在。他意识到，答案就是对人体进行逆向工程，这样他就能理解人体是如何运作的。只有这样，他才能重建人体。
或许有一天我们会有让自己变强的选择，服用药片可以人为改善我们的记忆，可以实现心灵沟通，可以拥有夜视眼。也许我们还会拥有蜂巢思维。不过，想要改变那些使我们本质上成为人类的核心之物、使我们感到幸福的东西，仅仅这样还做不到。我没有看到什么迹象表明，我们现在正在改变人类的基本精神。
如果本书果真要传达某种信息的话，那便是一种乐观的信息。对于这些新技术，人们不必以惧怕之姿抗拒相对，也不必简单地视作改造人性或超越人性的工具。任何试图在不久的将来增强人类能力的努力都不是重点。最重要的故事不是关于提升我们的能力，而是关乎我们的人性——我们归根到底会让生活有意义且值得来这世上走一遭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