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突然诞生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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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内在的缪斯

恐怕很难想象，我们可能很快就要知道如何恢复和增强人类按时间记录和重放个人体验的脑力，科学家们正在开发的技术，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允许我们在大脑情绪回路出错时重新进行手动连接。

但还有一种脑力方面的终极奇迹，在某些方面更为超乎人类的索解与想象。近年来，一些志向远大的科学家已经开始试图理解和拓展人类最不可言说的品质——人类大脑的创造性表达能力。

本书行将结束，看来很适合此时让有关创造力的章节压轴出场了。有人说，创造性表达是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区别。毫无疑问，创造力是表现人性最显著，也最强大的能力。伟大的歌曲、绘画、诗歌或小说都可以发挥出强大的魔力——从我们内心深处唤起愿景或情绪，使我们感觉彼此相连，甚至以某种方式让我们感觉自己更富活力。不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物种，创造力也是我们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最强大工具。

你甚至可以说，本书及书中谈到的所有科学成就之所以从无到有，都离不开创造力的火花。创造力让休·赫尔把目光投向自己的新假肢，想象出某种适合攀岩的腿形。斯蒂芬·巴德拉克也由此想到能否用一截肠腔来充当狗的心脏瓣膜。没有这种神奇的人类特质，迈克尔·默策尼希又怎么能想出用猴子和旋转盘子来验证自己的神经可塑性假说呢？

这种深奥的思想灵活性究竟来自哪里？为什么有些人似乎比其他人拥有更强大的想象力和创新力？创造力究竟怎样运作，我们又该如何增强创造力呢？

截至目前，本书已经介绍了很多人物，有些人是在经历困境时被迫深入内心寻找新的力量，进而创造性地克服了看似不可逾越的障碍，还有些人则是在这一过程中给予了帮助。因此，本书最后一章也将以一个人物的故事开始，我们将认识一位从不幸中显现出自身力量的人，他的经历能激发我们对人类思想的全新认识，甚至改写科学界对人类可能性的想象极限。

德里克·阿马托（Derek Amato）从游泳池浅水区里站起身来，呼唤位于按摩浴池内的好友把橄榄球抛过来。接着，阿马托一跃而起，伸出双臂，飞到空中接球。他目测，自己在接住球的同时可以转个身子滑过水面，从而减缓下跌时产生的力量和冲击。但一失足成千古恨，阿马托的指尖刚擦到橄榄球，头部就撞到了水池边的水泥地面，撞击力之大，让他感觉脑袋都要爆炸了。阿马托挣扎着划出水面，双手抱头，以为从他脸上滑落的水是从耳朵里涌出来的血。

在泳池边缘，阿马托倒在了朋友比尔·彼得森（Bill Peterson）和里克·斯特姆（Rick Sturm）的怀抱中。这场意外发生在2006年，当时这位39岁的销售培训师正从居住的科罗拉多州回到家乡南达科他州苏福尔斯市度假。两位高中时期的哥们儿开车把阿马托送往他母亲家后，不知所措。之后，他开始陷入意识时而清醒时而模糊的状态，坚持认为自己是一名职业棒球选手，就要赶不上在菲尼克斯市举办的春季训练了。阿马托的母亲将他送到急诊室，那里的医生诊断，阿马托得了严重的脑震荡。医生们让阿马托回家，指示他的母亲每隔几小时就叫醒他一次。

阿马托的头部创伤造成的影响在几周后才悉数浮出水面：一只耳朵听力损失35%、头痛及记忆力减退。不过，最令人震惊的后果出现在事故发生后的第四天。阿马托从连续昏睡中醒来，朦朦胧胧地走向斯特姆家的房子。当时，他的两位好友正坐在斯特姆的临时音乐工作室里聊天，阿马托就在那里找到了一台廉价的电子琴。

阿马托近乎无意识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坐在了电子琴前方。他从来没有弹过电子琴，甚至连丝毫尝试的兴趣都没有。现在，阿马托的手指似乎在不自觉地弹按琴键，几乎是行云流水，这让他自己都十分惊讶。他的右手从低音开始，以一连串抒情的三和弦一路爬升，灵巧地跑过旋律音程和琶音，猛烈地弹奏高音，然后再从低音开始反复。他的左手紧随其后，徘徊在低音区，弹奏出和声。阿马托时而快速，时而舒缓，让沉闷的音符悬在空中，然后将之化为丰富的和弦，仿佛他已经熟练弹奏了多年一般。当阿马托终于抬起头时，只见斯特姆眼中噙满了泪水。

阿马托连续弹奏了6个小时，第二天一早离开斯特姆的住所时，他的脑中充满了困惑。他在高中时曾随便玩过一点儿乐器，最多也就是能基本学会像模像样地弹一支吉他曲。但这种表现绝对不可同日而语。阿马托开始在互联网上寻找解释，输入“天才”、“头部创伤”之类的词汇。搜索的结果令他大为吃惊。他读到，纽约州北部有位整形外科医生叫作托尼·奇科里亚（Tony Cicoria），他在电话亭与母亲交谈时被闪电击中。之后，奇科里亚开始迷恋古典钢琴，并自学如何演奏和谱写乐曲。奥兰多·瑟雷尔（Orlando Serrell）10岁时被棒球击中后脑，后来可以说出任何给定日期是星期几。还有阿朗佐·克莱蒙斯（Alonzo Clemons），3岁时严重摔伤而患上永久性认知障碍，但获得了雕刻复杂动物雕塑的天赋。

最后，阿马托找到这位名叫达罗·特雷费特（Darold Treffert）的世界知名专家，他的主攻方向是“学者综合征”（savant syndrome）——典型精神障碍患者表现出非凡技能的症状。阿马托给特雷费特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对方很快就给出了答复。据如今已从威斯康星大学医学院退休的特雷费特诊断，阿马托患有“后天性学者综合征”。在该病已知的75个案例中，患有脑创伤的普通人突然发展出几乎是超人类的新能力：艺术才华、数学精通、图像记忆或者单纯是不寻常的创造力。其中一位后天性学者原是个高中辍学生，在被劫匪残暴殴打后成为全世界唯一已知能够绘制分形（一种复杂几何图形）的人；他还声称自己发现了圆周率π的一处错误。一场中风把一位性情温和的脊椎按摩师变成了知名的视觉艺术家，他的作品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等刊物上登载，在画廊展览中展出，售价高达数千美元。

形成后天性学者综合征的神经原因，我们知之甚少。但互联网使得像阿马托这样的人更容易与相关研究专家取得联系，而经过改进后的大脑成像技术使这些科学家能够开始探索患者脑中独特的神经机制。有些人甚至开始设计实验来探究一种耐人寻味的可能性：创造性天赋其实存在于所有的人类体内，只是在等待被释放出来。

“创造力”一词已经用于描述各种各样的事物，不过近年来，研究创造力的认知和神经心理学家花费了很大精力来明确创造力的定义，以便进一步研究创造力，并为相关大脑作用原理的科学体系奠定理论基础。大多数人普遍认为，创造力必须具备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就是，创造力要以全新的方式将不同的想法并置在一起。不过，这种新组合或新见解也必须是“有用”的。哈佛大学医学院的艾丽斯·弗莱厄蒂在2005年的一篇论文中写道，这个必要条件“抓住了创造性与纯属偏门或精神疾病的区别（后者新颖但无用）”。

“用杠杆撬动岩石在克罗马农人文明时期可能算得上新颖，”弗莱厄蒂指出，“但在当代肯定不算。”

一种普遍得到认可的创造力模型认为，创造力行为本身可以分为4个阶段：准备、孵化、启发（或洞察）和验证（或评估）。每个阶段可能都依赖于一组不同的神经基质，每种神经基质都可供单独研究。

“创造力不只是一样东西，而是很多件东西，”新墨西哥大学研究创造力的神经科学家雷克斯·荣格（Rex Jung）说，“创造力不只是灵机一动，也不只是坐而空想，不是没有明确目标的思绪游荡。所以多阶段过程非常重要。”

即便如此，中间两个阶段似乎代表了我们在谈论创造力时往往联想到的那种孕育新事物的启发行为。“孵化”是处于“准备”之后的放松阶段，作用是使不同的想法融合。而“启发”则是指这些新组合或新见解开始形成并进入我们的意识思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一刻，也就是当伟大的艺术家和原创思想家似乎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灵感的那一刻，传奇诞生的那一刻。

相传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在浴缸里休息时突然想到，可以通过测量不规则形状的物体排开的水量来获知其体积。灵感来得相当突然，阿基米德甚至“兴奋地跳出浴缸，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就跑回家，一路大声喊叫‘尤里卡’（希腊语，意为‘我发现了’）”，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Vitruvius）曾写下这段著名的文字。

据说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坐在苹果树下发现了重力。路德维希·凡·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每天午饭后都到维也纳森林散步，以此激发自己的创造力，沿途记录种种音乐灵感。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及其弟兄的榜样激励了几代作家纷纷纵情酗酒，从而指望自己能从中汲取到些许魔力。

德里克·阿马托和其他类似人物的故事看似神奇，实际上也可以看作奇妙想法在创造力诞生阶段（孵化和启发）的故事。那么，究竟为什么头部挨一下狠砸或是一道闪电就能突然释放出缪斯女神[3]呢？这种新的创造冲动和随时创作的本事到底来自哪里？这对我们其他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布鲁斯·米勒（Bruce Miller）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记忆与衰老中心（治疗老年痴呆症和晚年精神病患者）的负责人。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天，米勒惊讶地从一名患者的儿子那里听说，他发现自己父亲身上表现出一种奇怪的新症状：迷上了画画。更奇怪的是，随着症状日益恶化，他父亲反而画得越来越好。米勒对此一直持怀疑态度，直到这个儿子给他送来几幅样本。米勒回忆说，他看到的作品“非常出色”。

“色彩运用非常突出。他很喜欢用黄色和紫色。”米勒说。但没过多久，这名患者就从一位此前从没有任何艺术爱好的聪明商人，变得无法要求自己恪守社会规范了：讲话颠三倒四，在公共停车场换衣服，侮辱陌生人，甚至在店铺里扒窃。但他却在本地艺术展上获奖了。

到2000年，米勒发现了另外12名患者，也都是在神经系统衰退的同时展现出意想不到的新天赋。随着痴呆症导致他们大脑中与语言、高阶处理、控制力和社会规范有关的区域失去作用后，其艺术才能空前爆发。有些人开始偷餐桌上的小费；一个人因为在公共泳池裸泳而被逮捕；另一个人则当街辱骂他人。但这些人创作的作品却赢得了奖项。他们创作出四重奏。有些人虽然说不出他们画的是什么东西，但这些作品却因其现实主义和艺术技巧而引人注目。

尽管这些症状不符合人们对老年脑部疾病的传统认知——受阿尔茨海默病折磨的艺术家通常都会失去原有的艺术能力——但米勒意识到，他们的表现符合文献中描述的另一类人群——学者综合征患者。学者综合征患者的症状往往是无法控制地表现自己的特殊技能，同时在社交和语言行为方面存在类似痴呆症患者那样的缺陷。米勒想知道，两种疾病是否也可能具有神经层面的相似性。虽然人类大脑的精密工作机制尚未确定，还可能因人而异，但至少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的一些研究发现，具有惊人艺术、数学和记忆能力的自闭症天才的大脑左半球多有损伤。

米勒决定，要确切地找出普通学者（即年纪很小就表现出特殊技能者）大脑左半球的缺陷究竟存在于哪个部位。一位5岁的自闭症天才能够记住并重新画出绘画玩具“神奇画板”（Etch-ASketch）上的复杂图案，米勒查看了他的脑部扫描情况。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SPECT）结果显示，他的左半球颞叶前部存在不活跃的异常现象，这跟他在痴呆症患者大脑中发现的结果一样。颞叶前部究竟承担着何种功能，对此，学界仍然存在争议，但研究表明，其中一部分对我们回忆、情境化，以及分类物体、人物、词语和事实及意义处理的能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多数情况下，科学家将大脑活动增强归因于神经的可塑性。就像那些猴子将更多的大脑皮层实体用于反复试图阻止盘子旋转的指尖一样，艺术技能也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增长，因为大脑器官能够根据使用频率来重新分配皮层资源。不过，米勒根据他从患者身上见到的工作机制，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假说。米勒认为，学者技能之所以无中生有，是因为被疾病破坏的那部分功能区域（通常与逻辑、语言交流、理解和社会判断有关）实际上阻遏了这些人生来就具有的潜在艺术能力。随着逻辑大脑的某些部位失效，长期以来抑制大脑中与创造力有关部位的某些回路也随之消失了。学者技能的出现，并非因为获得了新脑力，而是因为与创意自由流动有关的大脑区域第一次得以不受抑制地运作起来。

米勒的理论与其他神经病学家的研究结论相呼应，这些科学家也逐渐发现，脑损伤会自发地且又似乎违反直觉地引发积极的改变——消除口吃，增强猴子和老鼠的记忆力，甚至恢复动物失去的视力。在健康的大脑中，不同神经回路互相激发和互相抑制的能力对于大脑的有效运作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米勒认为，在痴呆症患者和部分自闭症患者的大脑中，与创造力相关的领域不再受到抑制，从而引发了敏锐的艺术表现力和强烈的想要创造的冲动。

意外发生后的几个星期里，德里克·阿马托的创作欲望一直在蓬勃发展。他发现自己会不由自主地打出节拍，午睡醒来时，手指还在有规律地敲击着腿部。他买了一台电子琴。没有琴，他会感到焦虑、感到过度刺激；一旦坐下来弹琴，他就会浑身沐浴着宽慰，随之而来的是深深的沉静感。他闭门不出，有时甚至长达两三天，屋里只有琴相伴，他可以尽情探索自己的新天赋，试图理解这种天赋，再让音乐从体内喷涌而出。

阿马托身上还有其他症状，其中很多是负面影响。他的视野里出现了黑白方块，就好比眼前合成了一台看不见的过滤器，在来来回回地绕圈。他饱受头痛的折磨。头痛头一回出现在意外发生的3周后，但很快阿马托就变成每天疼5次了。一旦疼起来，他只感到脑袋发胀，光线和噪声都无法忍受。有一天，阿马托倒在他哥哥的浴室里。还有一天，他又差点儿在沃尔玛（WalMart）超市里昏过去。

尽管如此，阿马托的自我感觉仍很坚定。他确信自己是获得了天赋。阿马托的母亲就跟许多母亲一样，也一直告诉他，他很了不起，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干大事的。不过，阿马托高中毕业后，只做了一件又一件平平无奇的工作：销售汽车，送信和处理公共关系等。可以肯定的是，阿马托也曾努力过要一鸣惊人，但始终无法成功。他参加了电视节目《美国角斗士》（American Gladiators）的试镜，但在引体向上测试中被淘汰了。他开了一家体育管理公司，业务是为混合武术格斗人士进行营销和宣传；结果公司在2001年破产了。如今，阿马托开辟了一条新路。

阿马托相信，自己之所以天赋异禀，证据不仅仅是在他把手指放在琴键上时所感受到的自在感。在他看来，这还来自他感受到的驱动力，内心对于弹琴的激烈冲动。这是他以前很少体验过的紧迫感。他从心底真切感受到：这就是我本该做的事。

阿马托开始策划营销活动。他想做的不仅限于艺术家、音乐家和表演者。他还想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激励其他人。

阿马托对于驱使自己运用新技能的迷恋，正是达罗·特雷费特和布鲁斯·米勒在他们接触过的许多学者身上经常见到的特质。不过，这也是许多其他神经疾病的决定性特征。

当时，麻省总医院神经学家艾丽斯·弗莱厄蒂与莉斯·墨菲共同研究，就创造力和神经缺陷撰写了一些有影响力的评论，并在2004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午夜的疾病：写作驱动力、作者心理阻滞及大脑的创造性》（The Midnight Disease：The Drive to Write，Writer's Block， and the Creative Brain）的书籍。弗莱厄蒂为这一领域带来了一系列罕见的学术证明和见解：她在哈佛大学获得了神经病学的医学博士学位，还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神经科学的博士学位。然而，她的博士后工作却遭遇沉重打击。

1998年，弗莱厄蒂在完成医学院住院实习后的一个月，生下一对早产双胞胎男孩。两个孩子都没能挺过来。创伤、悲痛、激素改变，这些一齐朝弗莱厄蒂涌来。经历了10天的悲伤后，她突然被一种罕见的躁狂症击垮，其表现是强烈的写作冲动。没多久，她便在周围的一切东西上面写满了文字。她在撕下来的卫生纸上写。她在裤子上写，在手臂上写。她一股脑儿写下长篇散文，半夜里在小小的便签纸上用小字体写得满满当当。她甚至连开车时也写。

这是“一种难以控制的强迫冲动，”她后来回忆说，“当时我脑中的全部意识就是——我有很重要的想法，我需要写下来，否则我会忘掉的。”

弗莱厄蒂意识到自己很狂躁，“上了瘾”“连篇累牍”并且“见到任何事都很兴奋”。即使身处这种状态，弗莱厄蒂还是几乎立刻就意识到，自己的状态一点儿也不正常。弗莱厄蒂在医学院文献中读过自己的病情。这种病称为“多写症”（hypergraphia），一种痴迷于写作的疾病。她很快做出了决定。

“我看过自己写下的所有文字，大部分都只是高中女生日记的水平，所以我想，‘得了多写症的人，如果他们写的东西没办法发表，那就是一种疾病，就是一种病态症状，’”弗莱厄蒂说，“如果他们写的东西能发表，就不是一种疾病了，那么他们就是作家了。”

弗莱厄蒂开始将她自己的强迫冲动转化为真正的写作，后来她有两部作品得以出版。弗莱厄蒂在努力克制情绪旋涡之际，仍然维持着审慎的专业视角。不过，她这种选择背后也有着深刻的人性因素。弗莱厄蒂想要——她需要——让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她需要的不仅是写作——更需要的是连接。当我同弗莱厄蒂交谈时，她的话语打动了我，让我很容易想起我同德里克·阿马托、布鲁斯·米勒之间的谈话。

“我极度地想要跟人交流，”弗莱厄蒂告诉我，“我真的有这个冲动，一直想要告诉所有人我思考的所有事，一直都想。但我也想看看，我能不能找到跟我有类似经历的人。我想让人们明白，他们的大脑正影响着他们的写作方式。”

弗莱厄蒂曾经说过，不认识她的人会经常问她，为什么她要把自己身上发生的状态称作一种“病症”——特别是她自己同时也认为这是一种“奇迹”。

“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写作的方式让我远离了其他一切事物，”弗莱厄蒂解释称，“还有就是因为那种感觉太奇怪了，突然被产后生化变化之类的东西推动到创造性状态。我不愿相信，写作——最精致、甚至最具超越性的才能之一——会受到生物学的影响。另外，作为一名神经科学家，我意识到，如果我们能控制创造力的波动，我们或许就能找到增强创造力的办法。”

弗莱厄蒂尽可能多地研读了各类医学案例研究和历史事例，她希望从中找出其他人有过的创造力骤然爆发的类似经历——既有创造驱动力，又有轻松就能创造的思考灵活性。她发现了布鲁斯·米勒和达罗·特雷费特及其后天性学者综合征的故事。她还阅读了将精神疾病与伟大艺术作品联系在一起的大部头文献。她阅读了心理学家凯·雷德菲尔德·杰米森（Kay Redfield Jamison）等人的著作后，发现相比于其他群体，作家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的可能性要高出10倍——诗人则要高出40倍。她还发现了另一个有趣的联系：双相情感障碍和精神分裂症的遗传成分，一方面似乎破坏了家庭并摧毁了症状较重者的生命；但另一方面往往也能赋予基因携带者以不寻常的驱动力和不常见的想法，并使其中的天赋出众者名垂千古。

历来就有众多富有写作和押韵冲动的作家和诗人，但他们的作品永远不会让他们被人尊为天才。也有很多灵感迥异的天才人士并未患有双相情感障碍。尽管如此，弗莱厄蒂还是很惊讶地发现，她是如此频繁地找出这类事迹——似乎精神疾病与天才人士总是如影随形。她发现，作家、哲学家兼心理学家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就具有轻度的双相情感障碍。他的弟弟、著名作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则患有抑郁症。他们的疾病似乎恰好击中了“要点”，他们仍然可以正常地生活和创作，不像他们也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的表兄弟——知名度较低的、创作量也较低的罗伯特·詹姆斯（Robert James）。弗莱厄蒂还曾治疗过威廉·斯蒂伦（William Styron），这位作家患上严重抑郁症之后便于1990年出版了一部题为《看得见的黑暗》（Darkness Visible）的作品。

“斯蒂伦真的非常重视他的病，”弗莱厄蒂说，“他真的想过很多，他想要为他身上的病找出某种重要意义。”

许多神经学家现在认为，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患有一种仅在20世纪70年代才发现的罕见颞叶癫痫，也称为格施温德综合征（Geschwind syndrome），其症状之一就是多写。这样就可以解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绪波动，自在沉浮的末日感和狂喜感，以及他强烈的写作欲望。作家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可能也有这类疾病。他在去世前写了98 721封信。对于弗莱厄蒂来说，《爱丽丝梦游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里爱丽丝掉下兔子洞的场景，看上去就非常像癫痫患者古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笔下描摹自己癫痫发作时的感受的那段著名阐述。弗莱厄蒂从医学和流行文学评论中发现，其他可能的癫痫患者包括：丁尼生、爱伦·坡、斯温伯恩、莫里哀、帕斯卡、彼得拉克和但丁。

像布鲁斯·米勒一样，弗莱厄蒂也指出，她发现的所有大脑状况都与多写症和其他媒质的创造性爆发有关，其所涉及的大脑颞叶区域位于额叶和顶叶之下，大约从眼睛后方开始，穿过耳朵，然后到头部后方为止。

对于大脑的这一部分缺陷究竟如何触发其他部位的神经级联，目前还很难精确表征，因为大脑太过复杂，而且在许多方面仍然是个谜。我们在上一章已经知道，颞叶受到的扰动是可以传播的。这有点儿类似于朝池塘中央丢块石头：冲击波通过与大脑其他部位的连接而蔓延开来——这样的连接部位包括情感边缘系统（弗莱厄蒂认为其在无法抑制的沟通需求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及额叶（一种运动和思想的发生器）等。

但是就像米勒一样，弗莱厄蒂怀疑是由于这些大脑疾病造成的某种功能丧失、起源于大脑颞叶回路中心的“抑制”得到释放，这才“揭开”了创造性驱动力，以及某些潜在能力。她解释说，颞叶癫痫在发作期间会导致大脑颞叶区域过度活跃。但癫痫发作会留下疤痕，而在发作停止时，过度的活跃区域将会呆住不动。弗莱厄蒂认为，这种昏厥状态可以释放出通常情况下具有很强大抑制性的控制力，这种控制力是由部分颞叶及其连接到大脑其他部位的回路产生的。就好像这些回路刚刚熬过一场极度活跃的风暴，必须通过进入冬眠状态来恢复一样。

同时，弗莱厄蒂认为，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大脑颞叶区域失调也会以某种方式解放大脑中的其他区域，对于这种病患而言，则是边缘系统中的原始情绪区域。这种失调加剧了疯狂的情绪躁动，在躁狂过度和躁郁症患者典型的恶性不适感之间摇摆。

米勒收治的最具艺术性的痴呆症患者并没有患上癫痫或双相情感障碍。但他们的疾病也无一例外地破坏了他们的部分颞叶。在这些病例中，弗莱厄蒂认为，他们部分相对完整的额叶所受到的抑制作用得到释放，这可能会导致其创造力增强。虽然我们往往把额叶视为理性和逻辑活动的中心，但大脑前部区域的某些部位在创造力的初始孵化和启发阶段也具有重要作用。当我们进行“头脑风暴”时，我们意识中的奇思妙想正是从这些部位冒出来的——你可能还记得，本书曾提及的保罗·雷伯已经在他的洞察力和直觉研究中开始探索这部分大脑区域。

同时，米勒从他的患者大脑颞叶中发现的语言处理区域退化，这会影响到他们对意义的判断。这些部位的失效会导致额叶中的创意产生区域得以释放。

“当这些区域过于活跃时，实际上很难写作，因为你什么事都要判断，”弗莱厄蒂说，“你总是在说，这样写有没有意义？你会对你的作品过分挑剔。”

当这些区域不再活跃时——比如说颞叶痴呆症或颞叶癫痫患者——则会发生相反的情形。过滤器关闭，创意会源源不断地涌入我们的意识之中。

有关音乐领域的创造力，最令人着迷的神经科学发现来自耳鼻喉科专家查尔斯·利姆（Charles Limb）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神经科学家艾伦·布朗（Allen Braun），两人合著了2008年发表的一份爵士音乐家研究报告。他们还阐述了创造力如何在健康人身上发挥作用，以及掌握音乐领域特定技法的专家如何使用自己的专长来创造新的杰作。

利姆本人既会演奏萨克斯管、钢琴和贝斯，也会作曲，原本只是想知道他的偶像约翰·科尔特兰（John Coltrane）和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等音乐家是如何一直站在舞台上为近乎无休无止的爵士演奏会即兴创作的。他们的创造力似乎从不枯竭。利姆说，他自己是在中学时学会即兴创作的，直到那时他才彻底爱上了音乐，才开始“需要音乐”。这份激情也是鼓励他专门研究耳朵功能的原因之一。

利姆对艺术的热情跟双相情感障碍完全无关，他也没有脑损伤之类的经历。利姆的本事很大，当我找到他时，他正准备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转到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接任迈克尔·默策尼希原先的讲座教授职位。或许就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去了加州这样的创意地带会让他更有活力吧。

2008年，利姆在布朗实验室工作期间意识到，有机会利用实验室配备的尖端脑部扫描技术来检查这种感觉来自何处，即兴创作时大脑又发生了哪些作用。为了找到答案，利姆从当地的爵士圈内招募了6名训练有素的右利手钢琴师。

利姆先是让每位音乐家记忆一段旋律，然后指示他们躺在一台脑部扫描机上，给他们腿上放一只电子琴键盘，然后通过扬声器播放预先录制的备用音轨。接下来，利姆开始进行实验的第二部分，不让他们记忆旋律，而是指示音乐家在和弦进行中即兴创作。利姆想知道这两种情况下人的大脑模式会有哪些差异。

利姆和布朗的实验表明，乐手在即兴创作过程中，大脑似乎关闭了涉及自我监控和抑制的区域。毫不为奇的是，大脑同时打开了与感官相关的区域，也就是说发生了一种“意识感官增强”。

新墨西哥大学的雷克斯·荣格认为，上述结果证明了他的想法：即使在健康且创造力充沛的个体中，创造力过程也涉及大脑中两个可相互抑制的独立回路之间的一种协调和切换。富有创造力的个体擅长使发散思维和新颖联想所需的大脑区域挣脱限制。但接下来还有第二个步骤，这也是后天性学者综合征患者或者脑损伤患者往往缺少的步骤：他们还需要在创造力的“评估阶段”掌控和利用一套独立且更关键的系统来编辑他们的这些想法。

荣格说，在健康的个体中，创意的孵化和启发阶段似乎与某个被称为“默认模式网络”（DMN）的神经回路被激活有关。例如，当我们发现自己的创造力受阻时（比如说我们文思枯竭时），就代表这个网络被阻塞了。默认模式网络分布在大脑各个区域，与之相连的神经通路是连接最为紧密且相互重叠的那一类。

当我们的注意力不集中时，这条回路就会极其活跃。当我们任由心智“神游”，随意浏览外部世界时，我们就会用到默认模式网络；当我们进行自我反思或者做白日梦时，我们也会用到这个回路网络。默认模式网络集中在涉及记忆力的大脑区域（如海马体）和涉及心理模拟的内侧前额叶皮层。这就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依靠这些区域进行“头脑风暴”和自由联想。荣格指出，当利姆的爵士钢琴家进行独奏表演时，这些区域中有一部分是活跃的。

不过，当我们进入创造力的“验证”阶段，开始了解并编辑自己的想法时，荣格认为我们就被拉入了一条被称为“认知控制网络”（CCN）的独立神经通路。认知控制网络通常与默认模式网络完全反向。认知控制网络包括了涉及注意力控制和执行功能的前额皮层中的关键区域。克里斯·贝尔卡招募的神枪手就会将之开启并用来过滤他们的内部噪声。

利姆本人认为荣格理论是“可信的”，但会因任务而异。（显然，写书和演奏爵士乐相比，所需的想法和大脑的状态各不相同。）他补充说，当然还存在与灵感有关的神经激活模式。不过至少在爵士乐领域，音乐家们想要利用素材来创造新的混合体，那就非得依赖过往的经验、也就是创造力的“准备”阶段不可了。

然而，德里克·阿马托不会演奏爵士乐，也没有接受过多少音乐训练。他的能力究竟从何而来？很少有人比悉尼大学神经科学家艾伦·斯奈德（Allan Snyder）更关注像阿马托这样的后天性学者综合征患者了。自1999年以来，斯奈德一直致力于研究后天性学者综合征患者的大脑运作。与许多神经科学家相比，斯奈德更愿意深入猜想一番：他试图找到办法使未受损的大脑也能自发产生这样出色的能力。

2012年，斯奈德发表了被许多人看作他最具实质意义的研究成果。斯奈德和他的同事让28名志愿者尝试解开一道50多年来难倒众多受试者的几何难题。挑战如下：3行3列排成的9个点，请用4条直线一笔串联起来，笔尖不准回退也不准抬离纸面。结果没有一名受试者能答出来。然后，斯奈德和他的同事使用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暂时让大脑左前颞叶中的某个区域停止工作，也即米勒的后天性学者综合征患者脑中被痴呆症破坏的同一区域。同时，他们还刺激了大脑右前颞叶区域，这使得痴呆症患者脑中更为活跃，且与创造力相关的那些神经元更易被激发。

接受tDCS刺激后，斯奈德实验中超过40%的参与者都解决了连线难题。（接受安慰剂tDCS的对照组中没有人能解答。）

斯奈德认为，这项实验所支持的假设就是：一旦大脑正常控制的区域解除了限制，后天性学者综合征患者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就会出现。他认为，左颞叶的关键作用是过滤那些会让人眼花缭乱的感官刺激，并将之归类为以前学过的概念。这些概念——或者斯奈德所谓的“思维模式”——使人类看到的是一棵树而不是一片又一片的叶子，认出的是一个单词而不是一个又一个的字母。“要是我们非得分析进而彻底弄清视野里的每一样新东西不可，那我们怎么可能跟这个世界打交道呢？”斯奈德说。

斯奈德相信，后天性学者综合征患者可以获取通常会被意识心智加以限制的原始感官信息，原因就在于他们大脑的感知区域不起作用了。要解答9点连线难题，你必须把线延长到9个点组成的正方形空间之外，这就需要抛开预先设想的边界概念。“我们的整个大脑随时都在做预测，好让我们能够对这个世界更快速地做出反应，”斯奈德说，“如果某种东西能自然而然地帮你避开这些‘思维模式’过滤器的话，那就会产生非常强大的效果。”

斯奈德认为，包括阿马托的音乐技巧在内的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每个人身上都拥有未开发的人类潜能，只要有了正确的工具即可获得。而且，跟利姆的看法不同，斯奈德相信，哪怕没有接受传统训练也有可能获得创造力天赋。当非音乐家听到乐曲时，往往更多的是欣赏一支整体旋律。斯奈德说，但阿马托的音乐体验则很“直接”——他听到的是一个个独立的音符。米勒的痴呆症患者之所以拥有艺术技巧，原因也正是他们可以画出自己所看到的一个个细节。

利姆的合作者艾伦·布朗在2013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了部分证据也证明了这一观点。宾夕法尼亚大学莎伦·汤普森-席尔（Sharon Thompson-Schill）实验室的一个团队使用tDCS来准确定位布朗的艺术家们的大脑左前额叶皮层区域，使之在进行爵士乐、诗歌和说唱即兴创作时有效关闭。

宾夕法尼亚大学团队写道，这些区域属于认知控制网络（涉及“感官过滤”）的一部分。当这些区域受到抑制时，受试者能够更好地观察某一对象的图片，并通过头脑风暴想出更有创意的用法。

“通常情况下，前额叶皮层会把所有东西聚到一起，然后把来自环境的感官信息给过滤掉，所以如果你没有过滤器，那你就会有更多有趣的想法。”布朗说。至于布朗自己也曾研究过的爵士即兴创作、随兴说唱或诗歌，布朗认为，“我们这些案例中的过滤器由于内在目标或动作，或者是内在产生想法而被停用。”纳马·迈塞勒斯（Naama Mayseless）目前在斯坦福大学担任博士后，与她原来的导师、海法大学的西蒙娜·沙迈-索里（Simone Shamay-Tsoory）共同发表了一系列推进这一理论的论文。迈塞勒斯和沙迈-索里研究了一位46岁的会计师，他此前从来没有艺术经验，而且大脑颞顶区域发生出血。一段时间以来，这位病人在沟通和言语理解方面都遇到了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就像米勒的部分患者一样，这位没有任何艺术表现史的会计师入院后没几天，突然极其渴望抬笔作画。

“突然间，我能看懂深层透视了，”这位患者告诉迈塞勒斯，“我理解该怎么画东西了。我理解该怎么把三维物体转化到纸上了，我在以前是做不到的。”

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更让人惊奇也更具有科学上的意外性。之后的8个月，这位患者的脑出血减少了。他的语言能力开始恢复了。但与此同时，他对绘画的渴望和“怎么把三维物体转化到纸上”的“理解”也开始消失。最终，他完全失去了这些能力。

“哪怕反复尝试画画，”这位病患后来报告称，“但随着我的语言能力有所改善，我的绘画能力也显著下降。”

受此病例的启发，迈塞勒斯和沙迈-索里招募了共计37名志愿者。受试者逐一躺入fMRI扫描仪，接着科学家们开始指示他或她对不同绘画作品的原创性做出评价。当志愿者对画作进行批判性的评估时，fMRI扫描显示有一处非常特殊的大脑区域的活跃性也随之增强——这正是脑部血肿患者的受损区域，以及相邻的多个前额区域。更重要的是，这些区域在fMRI扫描仪下表现越活跃的志愿者，当被要求在扫描仪之外接受创造性测试时能够提出的想法也就越少。

2015年发表的后续论文指出，迈塞勒斯和沙迈-索里使用tDCS来检验能否通过升高或降低这些区域的神经激活程度来增强或抑制创造力。迈塞勒斯要求志愿者参与一项测试，称为替代用途任务，每位受试者会拿到诸如铅笔之类的随机物品，然后要求通过头脑风暴尽可能多地想出这件物品的替代用途。创造性用途案例包括：轮胎（可与其他轮胎叠放组成桌子）、钉子（可作为鸟类落脚的栖木）和鞋子（可用来向政客扔鞋）。

他们发现，大脑左前区似乎更能对颞顶区产生抑制作用。

迈塞勒斯认为，这就是释放额叶功能的关键区域，而额叶则是解放创造力的重要因素。但她还认为，这种抑制作用取决于一条跨越多个大脑区域的回路，其中就包括斯奈德锁定的颞叶区域以及颞叶的另一部分。

这些实验结果看似都证实了创造力可被释放的观点。但在我看来，大多数实验并没有直接回答艺术技巧是否实际客观存在的问题——尽管46岁的会计师突然间会画三维图的案例研究确实部分印证了斯奈德的理论，即“思维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其实可能就是起限制能力的作用。

当然还有其他的可能性。迈阿密大学神经科学家、哲学教授兼布罗加尔多感觉研究实验室（Brogaard Lab for Multisensory Research）的主管贝丽特·布罗加尔（Berit Brogaard）提出，脑细胞死亡后，会释放出大量的神经递质，而这种化学物质的泛滥实际上可能导致大脑不同的部位重新连接，从而开辟出新的神经通路连至以前没有利用的区域。

“我们的假设是，我们具备一些还不能为我们所用的能力，”布罗加尔说，“因为我们从没有意识到这些能力，所以也就无法掌握这些能力。某些重组发生以后，我们或许就能有意识地到那些还在休眠的地方获取信息。”

布罗加尔发表了一篇论文，探讨她的实验室对贾森·帕吉特（Jason Padgett）进行一连串测试后得出的结论。这位学者综合征患者声称自己发现了圆周率中的错误，而且还能绘制分形图形。实验结果揭示，帕吉特大脑中检测运动和边界所涉及的视觉皮层区域存在损伤，而与新颖视觉图像、数学和行动计划有关的顶叶皮层区域则异常活跃。布罗加尔说，在帕吉特的案例中，变得超级活跃的区域正好紧挨着持续受损的那些区域，也正好处于众多脑细胞死亡释放出大量神经递质所组成的路径上。

布罗加尔说，阿马托的案例中，他高中时就学习过弹奏吉他和弦，甚至加入车库乐队表演过。“显然他以前就对音乐感兴趣，而他的大脑可能无意识中记录了一些音乐，”她说，“他把音乐记忆储存在大脑里，但他没有获取过它们。”那场意外以某种方式激起了神经元重组，从而将这些音乐记忆重新引入他的意识。布罗加尔希望阿马托能来她的实验室共同探究这一理论。

南加州10月的美丽的一天，我陪同阿马托和他的经纪人梅洛迪·平克顿（Melody Pinkerton）前往圣莫尼卡市香格里拉酒店顶层的高级公寓。俯瞰远方，这座城市的著名码头伸向海洋，太平洋海岸公路紧邻海岸线。平克顿在阿马托旁边的沙发上坐了下来，朝他热情洋溢地点点头、眨眨眼，脸上带着天真无邪的笑容，拿着手持摄像机的3名男子环绕在周围。他们正在拍摄真人秀电视剧的试播片段，节目讲述的是在好莱坞打拼的女性。平克顿曾是VH1电视台的真人秀节目《为了弗兰克的爱》（Frank the Entertainer）的选手，也给《花花公子》（Playboy）拍过写真照。如果这部新节目得以通过，阿马托将会成为她的签约艺人并定期露面了。“我的整个生活都变了，”阿马托告诉她，“我已经放慢了速度，哪怕我还是在以超出很多人想象的速度在飞奔和创作，你知道吗？想当年贝多芬一年谱出500首曲子，还被公认为是脑子非常灵光，而医生跟我说我一年能谱2500首乐曲，那你应该能明白我还挺忙的了吧。”

尽管有压力，阿马托在摄像机前看起来还是表现得十分自在。出演真人秀节目代表着他的职业生涯又往前迈进了一步，但也算不上是多大的飞跃。过去10年里，阿马托在世界各地的报纸和电视节目中亮相频频。阿马托是2010年探索频道（Discovery Channel）专题纪录片《天才的头脑》（Ingenious Minds）特别报道的8位学者综合征患者之一，他也曾上过公共广播电视公司（PBS）的《新星》（NOVA）。阿马托参加过他的偶像、《幸存者》（Survivor）主持人杰夫·普罗斯特（Jeff Probst）主持的脱口秀节目。阿马托甚至曾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今天》（Today）节目中亮相。

阿马托在音乐界的声望（以及钱袋子）则相形见绌。2007年，阿马托发行了第一张专辑。2008年，他跟著名的融合爵士乐吉他手斯坦利·乔丹（Stanley Jordan）一起在新奥尔良为数千人演奏。他应邀为一部日本独立纪录片谱曲。不过，尽管阿马托的音乐能力一直令媒体惊叹，但有关他创作音乐的评论却是毁誉参半。“有些人反应很好，有些人觉得一般，有些人觉得不是很好，”阿马托说，“我不觉得我的音乐特别棒。我认为最棒的是现在能和其他音乐家合作。”

不过，当我们结束拍摄，沿着圣莫尼卡大道漫步走向寿司餐厅时，阿马托简直开心得不能再开心了。餐桌上，阿马托开怀大笑，伸出文着音符刺青的胖胖的前臂狂乱地比画着，举起筷子戳向空中以示强调。

“有出书，有露脸、表演、慈善组织，”阿马托说，“有电视人、电影人、商人、伴奏、摄像之类的。我知道我还错过了另一半。我就像是在飞机上每小时飞972英里！我很享受每一秒的旅行！”

后来，当我驾车载着阿马托穿过洛杉矶的街头时，在我看来，他身上有种确凿无疑的美国梦之感，他努力抓住这场事故——事故发生时他年届40不惑而又凝视着中年危机的深渊——然后把自己从一个寂寂无闻的销售培训师摇身变成一件热卖的商业产品，这对于怀有宏伟事业梦想的潜在粉丝来说，他无疑是鼓舞我们探索人类潜力的偶像。特雷费特、斯奈德和其他人都热情高涨地探究后天性学者综合征现象，目的正是希望有朝一日让每个人都能够探索自己的潜在天赋。全世界人人都有希望成为德里克·阿马托。

然而，我也无法否认，有时阿马托的表现（如果不是出于怯弱的话）至少有点儿搞噱头了。我在采访结束后，从网上偶然看到阿马托跟一位完全听不见声音的歌手在一个全国性的脱口秀节目上表演。

采访期间，我只想亲耳听听阿马托的现场表演。他真的是音乐天才吗？我们把车停在好莱坞日落大道（Sunset Boulevard），这里距离“罗克西”（The Roxy）和“毒蛇屋”（The Viper Room）等摇滚乐传奇圣地仅几个街区之遥。阿马托和我走进标准酒店（Standard Hotel），跟一位操着澳大利亚口音、浑身邋遢的爵士乐迷穿过大堂，到达一间光线昏暗的酒吧。房间中央摆着一架三角钢琴，象牙琴键闪闪发光。椅子倒放在桌面上，只听见附近厨房里餐具叮当作响。这家俱乐部没有对客户营业，现在只剩我们两人了。当阿马托在钢琴前坐下时，紧张感似乎从他肩膀上悄悄溜走了。

阿马托闭上双眼，一只脚放在踏板上，开始演奏。乐曲从他指尖流淌而出，悠扬悦耳，充满华彩颤音，澎湃汹涌，琴键随着层层叠叠的音符而高高低低——这种流露着绵延情感的音乐类型，更适合放在《乱世忠魂》（From Here to Eternity）这类浪漫电影的高潮部分，而不是日落大道中心街边晦暗的夜总会。他的服装选择令人想起80年代的发带偶像布雷特·迈克尔斯（Bret Michaels），显得有些格格不入。阿马托的表演并没有让我感到折服；不像“盲眼汤姆”威金斯那样绝无仅有的学者综合征患者，威金斯的音乐技艺甚至让接受多年训练的音乐人士也深为惊叹。

在我看来，阿马托是以某种方式在内心深处找到了一块过去无法触及的地方，一个能让音乐流淌的地方。但是，比起那些躺在利姆的脑部扫描机器里的专业人士，阿马托恐怕还得再多练几年爵士标准曲目，才能与他们同台竞技。

不过，就在那家只剩阿马托一人表演的空荡荡的俱乐部里，此刻一切似乎都不重要了。情感表达有了，旋律有了，在我看来最不可否认的技巧也有了。如果这一切都是阿马托身上自发出现的，那么谁能说我们其他人就没有如此潜力呢？

事实上，阿马托比不上赫比·汉考克，比不上塞隆龙斯·蒙克，也比不上比尔·埃文斯，这反倒让我松了口气——这样想可能会让人惊讶，因为我们沿着科学增强人类这条路经历了漫长的探索，终于快要接近终点了。

当我在为撰写本书组织素材时，常常发现自己会为人类设法取得的成就而感到惊喜并受到鼓舞。然而，有些东西一旦抽象成简单的数学方程或逻辑规则，便总会失去原有的风采。正如音乐家兼科学家利姆所言：“科学家不会靠做几个实验就能解开艺术创造的奥秘。这种事永远不可能发生。”

听到这番话，我很庆幸。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希望诸如爱与美，以及创意天才与艺术表达这些思想的奥秘永不被解开。毕竟，没有什么能比这些更让我们感受到自己的人性所在了。

* * *

[1] 万艾可为用于治疗男性勃起功能障碍的药物。——译者注

[2] “白鲸”（white whale）象征一个人执着追求但永远得不到的事物。——译者注

[3] 希腊神话中主司艺术与科学的9位女神的总称，能给予歌手鼓励和灵感。——译者注

第九章 突然诞生的学者

第九章突然诞生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