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
《自由与组织：1814-1914》第二十章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马克思的政治学说是其经济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产物。以前的社会主义者呼吁人们的仁爱之心和正义感。欧文直到他生命的尽头仍然是“新拉纳克的慈父”。圣-西门诉求的是宗教，旨在创立一种新的基督教。傅立叶与欧文一样，也试图发现一个能完美体现其理论卓越之处的聚居地。马克思意识到了这些方法的徒劳无功。他认为，“仁慈”的力量永远不会大到足以改造整个经济体系；也不可能在孤立而零星的小型社区引入社会主义，而必须通过政治剧变，大规模地开创社会主义。他和恩格斯指责之前的社会主义者是空想家。他们要做的是：在理论上，预见到工业化必然会辩证发展；在实践中，确保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其阶级利益就是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就认识到竞争必然导致垄断。他们看到，企业有扩张的趋势，而每一次技术进步都会促进这一扩张。在恩格斯去世之前，托拉斯在美国的发展已经明显地反映出了这一点，但是能在1848年就意识到，说明他们具有一种当时其他人所没有的洞察力。马克思认为，资本的集中将使资本家的数量减少，而那些在竞争中落败的人将沦为无产阶级。最后，只剩下几个资本家，其他所有人几乎都将成为无产者。无产阶级在与资本斗争的过程中将学会组建自己的队伍，先是全国性的，然后是国际性的。当资本家的人数变得足够少而无产阶级充分地组织起来之时，无产阶级将夺取政权，终结资本主义时代：
“随着侵占和垄断这一转型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困苦、压迫、奴役、恶化和剥削大量增加，但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反抗也在增加，这个阶级不仅人数不断增长，而且是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训练、团结、组织起来的。资本的垄断成了生产方式的桎梏，而生产方式是伴随着垄断而兴起和发展的，并在垄断之下形成的。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最终到了与资本主义外壳无法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将化为碎片。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将要敲响。剥夺者将被剥夺一切。”(1)
对马克思而言，一切政治都存在于由经济技术方式的变化引起的阶级斗争之中。资产阶级在法国大革命中战胜了封建贵族，继而又在1830年的革命中战胜了他们，以我们所见，这是必要的。在英国，战胜封建贵族部分是靠内战(2)实现的，但最终是通过1832年的《改革法案》(3)和废除《谷物法》彻底完成的。在德国也有过同样的尝试，但在1848年的革命中没有完全取得成功。同年，法国出现了一场新革命的端倪，即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革命。在1848年法国革命的最初几个月里，社会主义者相当强大，能够建成全国性的工场（workshop），理论上每个人都可以在那里得到有报酬的工作。但到了6月，社会主义者遭到大屠杀，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在政治上再也没有发挥明显的作用。马克思期待着一系列这样的斗争，打败社会主义者在此过程中将会变得越来越难，并且最终成为不可能。如同资产阶级战胜封建贵族一样，最终，无产阶级肯定会战胜资产阶级。
没有哪位先知的预言是完全正确的，但马克思在许多方面都是对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被垄断取代，无产阶级变得越来越社会主义化，在一个伟大的国家，政府正试图建立共产主义。当然，在一些方面马克思搞错了，甚至是非常重大的错误。
他最大的错误是低估了民族主义的力量。《共产党宣言》喊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但经验表明，大多数无产者痛恨外国人甚于他们的雇主。1914年，就连马克思主义者，除了极少数例外，也都服从他们的资本主义祖国的命令。即使白人无产者到时候可能被劝导忽略国界，他们也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真正与身为他们对手的黄色、棕色或黑色人种团结在一起。而在白人无产者这样做，并且黄色、棕色或黑色人种的人报之以李之前，无产阶级很难在对抗资产阶级方面取得任何稳定的胜利。
事实证明，在无产阶级方面，民族主义比单纯的经济力量更强大；在资本家方面，国界通常也是联合的边界。大多数资本主义的垄断都是全国性的，而非世界性的。例如，就钢铁行业而言，在美国、法国、德国都有既成事实的或者实质上的垄断存在，但这些垄断组织彼此独立。我们几乎可以说，真正国际性的产业唯有军火工业，(4)因为对它们而言，重要的是战争应该是长期而频繁的，至于那一方获胜则无关紧要。此外，不同国家的垄断者相互竞争，并导致各自的政府帮助他们竞争。国家之间的对抗与阶级斗争一样，大多是经济冲突，这种对抗至少在现代政治中是同样重要的，但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所有的政治都由阶级冲突支配。
对于民族主义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马克思对此没有什么太多借口。他亲自参加过1848年的德国革命，仔细地观察到了民族主义在镇压革命中所起的作用。马克思在他1851至1852年所写的《革命和反革命或1848年的德国》(5)一书中，讲述了奥匈帝国的斯拉夫人是如何努力摆脱德国的束缚，但最终失败的。这些斯拉夫人的民族主义后来成为一战的近因，现在他们组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并成了南斯拉夫的一部分。马克思对他们没有任何同情，而是从正统的德国民族主义立场来看待整件事。他说：
“德国的斯拉夫人恢复独立的国族存在的尝试，目前结束了，而且很可能是永远地结束了。许多国族的零星残余，其民族性和政治活力早已被消灭，因此近一千年来不得不跟在一个更强大的民族，即他们的征服者的后面，就像英国的威尔士人、西班牙的巴斯克人、法国的下布列塔尼人，还有最近一段时期北美洲那些地方的西班牙和法国的克里奥尔人，那些地方后来被英美种族占领。这些垂死的民族，如波希米亚人、卡林西亚人、达尔马提亚人等，都试图利用1848年欧洲的混乱局面恢复他们在公元800年时的政治地位。过去一千年的历史应该已经告诉他们，这样开倒车是不行的；就算易北河以东以及萨勒河的全部领土确曾一度被有斯拉夫血统的民族所占据，这个事实也只能证明德意志民族征服、并吞和同化其古老的东方邻人的历史趋势，以及他们在体力和智力方面的强大；并且，德意志人并吞其他民族的趋势过去一向是，现在也仍然是西欧文明传播到东欧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只有当德意志化的进程规模足够大，结构足够紧密，牢不可破，能够作为独立的民族存在，就像匈牙利人，还有某种程度上的波兰人那样，这种趋势才会停止；因此，这些垂死民族天生的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让它们的强邻完成这种瓦解和并吞的过程。当然，这对于泛斯拉夫主义梦想家的民族野心来说，并不是非常乐见的前景，这些梦想家已经成功地鼓动了一部分波希米亚人和南斯拉夫人。但是，他们怎么能期望历史为了取悦少数得了肺结核病的人而倒退一千年呢？这些人所占据的领土的每一部分都散布着德国人并被德国人包围；这些人几乎从远古以来出于文明的考虑除了德语之外就没有用过别的语言，而且他们缺乏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领土的数量和紧凑性。因此，德国人和匈牙利人的斯拉夫领土上到处都有泛斯拉夫主义的崛起，遮住了所有这些不计其数的小民族力求恢复独立的企图；到处都与欧洲的革命运动发生冲突。而斯拉夫人虽然假装为自由而战，但总是（波兰的部分民主派别除外）被发现站在专制主义和反动势力的一边。因此，在德国、匈牙利是这样，甚至在这里以及土耳其的某些地方亦如此。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叛徒，是奥地利政府的阴谋集团的支持者和主要道具，他们把自己变成了所有革命的民族心目中的不法之徒。虽然许多斯拉夫人由于太无知，并没有参加泛斯拉夫运动的领导者们制造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小纷争，但我们永远不应忘记：在布拉格这个半德国的城市，成群的斯拉夫狂热分子欢呼并一再高喊：‘宁受俄罗斯的鞭笞，不要德意志的自由！’在他们1848年的第一次努力化为泡影，奥地利政府给了他们教训之后，不太可能有再次尝试的机会了。但如果他们再次准备以类似的借口去和反革命势力结盟的话，那么德国的职责就很清楚了。任何处于革命状态并卷入对外战争的国家，都不能容忍一个万第(6)那样的心腹之患。”
如果马克思有自我批评的勇气，他写下这段话的事实应该向他表明了，即使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免于民族主义偏见。
马克思有时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民族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只能被无产阶级的统治所替代。于是他在1846年写道：
“幻想成立欧洲共和国，并以政治组织来保障永久和平，就像空谈靠自由贸易来保障人民团结一样荒唐可笑……每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有其特殊利益，而且由于他们认为这些利益高于一切，它永远不会超越民族界限……但是，全世界的无产者却有一个共同的利益，一个共同的敌人，一个共同的斗争前景，广大无产者生来就没有民族偏见，他们的整个文化和运动本质上是人道主义的、反民族的。只有无产者才能消灭民族界限，只有无产者才能让不同的民族亲如兄弟。”(7)
目前，这仍然是一个尚未实现的梦想。
虽然马克思正确地预言了资本主义工业的集中化，但至少到目前为止，就其更为重要的部门而言，已形成垄断或近乎垄断，而他错误地假定垄断意味着个体资本家数量的大幅减少。在英国、法国或荷兰这样的国家，有无数的老太太、退役上校和各种各样的食利者，靠自己投资的收益生活。这些人是极端反动的政党的支柱，因为除了收益稳定之外，他们什么也不关心。即使是工人，如果属于一个投资了基金的互助会，也会热衷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事实上，不像马克思所假设的那样，资本家和无产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分。继黑格尔之后，马克思在寻找现实世界中逻辑范畴的体现，并期望事实有着教科书中那般非此即彼的明确界线。然而在任何老牌富国，情况绝非如此。相反，有着资本主义特征的利益深入无产阶级之中，成为一种将马克思认为日益背离的阶级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手段。例如，以下这些人作为飞机制造商汉德利-佩奇有限公司的股东在1931年6月5日就拥有共同利益，这种利益不仅体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上，而且体现于战争中：
大英帝国巴兹尔·梅休勋爵、亨利·格雷森勋爵，许多银行和投资公司，维多利亚勋爵、皇家空军路易斯·格雷格中校，C. R.费尔雷先生，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勋爵、优质服务勋章获得者J.道恩阁下，格拉夫顿公爵夫人，亚瑟·布朗勋爵，F.汉德利·佩奇先生，亚瑟·J.佩奇先生……出租车司机，市政官员，印刷工，火车站站长，黄铜铸造工，修靴匠，羊毛分类工，木匠，药剂师，农民，普通警员，教师，鱼贩，海军军官，空军少将，兼职牧师，准将，外交部公务员，音乐教授，医生，曼彻斯特卫斯理教堂（有限公司）托管人。(8)
不同阶层之间的这种利益一致不仅源于对投资的关注，而且源于与个人的工作性质相关的原因。就拿警察来说吧，只要他是资本主义法律和秩序的守护者，他就算是资本家的盟友。当他希望通过晋升来改善自己的境况时，他必须取悦当局；而当他希望通过改善警察的整体状况来提升自己的境遇时，他就变成了一个无产阶级，并且会诉诸工会和罢工的机制。同样的思路也适用于士兵和水手。但是，任何明智的、不想被打败的资本主义国家，总能让这些阶层站在自己这边。马克思意识到了这些阶层的存在，却没有意识到他们将变得多么庞大和重要。
马克思的另一个错误是把工业人口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就涉及大型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受薪雇员。一百年前雇主自己负责的管理工作，现在通常交给领薪职员。除管理人员外，常常还需要技术和科学专家，化工行业尤其如此。所以，资本家和无产阶级之间就有了一个新的中产阶级，这个新的中产阶级承担了以前由雇主履行的全部或大部分职能。在美国，继承资本的情况比欧洲少，富人实际上仍然在很大范围内控制着工业，特别是在金融和一般政策方面；但随着美国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老牌，这种情况很可能会成为历史。在英国，资本家正变得无所事事，领薪雇员是他的授权管理者。这种趋势极有可能变得普遍。
领薪雇员没有理由喜欢资本家，后者不工作却获得了大部分的利益。但这些雇员相比工薪阶层还是享有优越的地位，因而在是否成为社会主义者并与工薪阶层共命运这一问题上犹豫不决。毫无疑问，这部分是出于势利的考量，但绝非全然如此。马克思轻视体力劳动之外的所有工作，并且不打算诉诸无产阶级之外的其他任何阶级。而科学专家意识到了自己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并不打算成为体力劳动者的附属。为资本家效劳，他们的重要性至少可以通过受雇而得到认可，同时获得某种程度上的尊重。但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他们担心自己是否还能有这样的地位。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是资本家的或多或少不情愿的盟友。
马克思通过他的学说创造了他所预言的阶级斗争，但他过分美化体力劳动，导致阶级分化达到了社会标准的低点而不是必要程度，并由此将现代经济世界中的最重要阶层，即那些从事工业化社会的技术工作的人视为敌人。这些人或者他们中的很多人本可以被社会主义争取过来，如果不是对这些相对幸运的阶层展示一种复仇意味的学说，而是提出一种更科学、更明智的组织世界生产和分配的学说。私人资本主义已经证明自己混乱不堪，并且无法产生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带来的繁荣。很明显，在大型生产领域，利润的激励不再是正确手段，而社会主义者倡导的某种组织方式已经成为人类经济福祉的必要条件。
现在，从效率而不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提倡国际社会主义是可能的。但在马克思的观点主要源自其中的40年代英国，这样的观点几乎是不可能的。任何没有完全被阶级偏见蒙蔽双眼的人，除非铁石心肠，否则必然会对产业雇主感到强烈的愤慨。当时，无产阶级迅速发展，在所有工业区都出现了激烈而尖锐的阶级对立。而大部分中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替雇主辩解，并以被马克思轻蔑地揭露过的谬论为可憎的行为辩护。
事实上，当我们细想19世纪前半叶英国资本主义的状况时，就会觉得马克思将呼吁的重点落在阶级对抗上并不令人惊讶。在英国，尽管资本主义在1846年后变得没那么残酷了，但在征服的新领地上，其残酷行为还在全力继续。事实上，在比属刚果，暴行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在英格兰北部工厂和矿山发生的最恶劣情形。人们为了利益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当然，这不是资本主义创造的新事物：狮心王(9)对犹太人、毕沙罗(10)对印加人的所作所为，都表现出了与马克思深恶痛绝的雇主一样的冷血贪婪。但是当我们将马克思视为现今时代的先知时，事情就有些不同了。马克思的仇恨，虽在意料之中，且其对象确实可憎，但并不是科学的经济学研究的良好依据，也不是有关取代资本主义的制度的一个建设性理论。马克思主义学说是40年代英国工业化的研究的结晶，也许这是一种不幸。在之后的时期，它可能会采取一种不那么激烈的形式，并在更广泛的领域赢得追随者。
马克思主义由于诉诸无产阶级的仇恨，已经失去了许多可能的重要盟友。同时，仇恨是最活跃的人类情感，若非来势凶猛，它所引发的运动不会如此有活力，意志如此坚定。这种激烈程度从一开始就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他1846年写的一封针对克里齐（H.Kriege）的公开信中指出，1800多年来，仁爱并没有成功地改善社会状况，并没有赋予行动所必需的精神动力。他说，当今世界的实际情况是资本和劳动的尖锐对立，它为社会主义论点提供的强大源泉是人类之爱所不能比的。“这些情况，”他说，“在呼唤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必须有所改变，我们人类自己必须促成这种改变。’这种铁一般的必然性扩大了社会主义者的努力成果，给了他们积极有力的支持者，并将在全世界所有的仁爱之心散发出微弱的光之前，通过改变现有经济关系为社会主义改革开辟道路。”
要打赢一场战争，诉诸仇恨也许是正确的心理战术，1914年到1918年的所有交战各方都作如此之想。但是在随后的建设阶段，这种心理战术就不对了。对我们这些品尝了《凡尔赛条约》苦果的人而言，这点应该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并不是一个完全令人愉快的人物，他的性格中大量最不应令人赞赏的东西却被他的追随者效仿。人们不禁感到，任何以这种心理发动的战争一旦成功，必然导致一种像《凡尔赛条约》那样灾难性的和平。仇恨被纵容超过底线，就会变成一种习惯，然后它必定不断寻找新的受害者。
但是，更进一步地说，在一个高效的现代国家，仅仅希望通过无产阶级来战胜资本主义，这是非常值得怀疑的。资本家，连同那些认为自己与其有共同利益的人，并不像马克思以为的那样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此外，正如现在的情形一样，他们中包括了现代战争所依赖的大部分技术专家。空军有可能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吗？没有空军，无产阶级能赢吗？这只是现代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之一。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吓坏了中间阶层使后者走向反动，又宣扬政治观点是（而且一向必定是）基于经济偏见，而不是基于对普遍利益的考量，由此成为扼杀19世纪欧洲自由主义的力量之一。在马克思几乎没有政治影响力的美国，老式的自由主义仍然存在，而今正试图以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方式重构自己。也许现在提出这种温和的方法为时已晚，也许现在世界已经无法逃脱酷烈的阶级斗争的炼狱。但如果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正是马克思的著作促成了这种局面的形成。
马克思的学说就像其他人的理论一样，部分是正确的，部分是错误的。其中很多内容可以驳倒，但他的理论中有四点非常重要，足以证明马克思是一个极具智慧的人。
首先是资本的集中，从自由竞争逐步走向垄断。
第二是政治中的经济动机，现在人们几乎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在马克思提出这一点时，它还是一种大胆的创新。
第三是那些不拥有资本的人夺取权力的必要性，这是从经济动机中推导出来的，与欧文对仁爱的吁求形成对照。
第四是国家取得一切生产资料的必要性，其结果是社会主义必须从诞生起就拥抱整个国家，如果不是拥抱整个世界的话。马克思的前辈们的目标是小型社区，他们设想社会主义可以在小范围内进行实验，但马克思认为这样的尝试是徒劳的。
正是基于这四点，马克思才有资格被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像其他学说的创始人一样，他需要在各个方面加以修正。如果马克思受到宗教般的敬畏，那么很可能会导致不幸；但是如果将他视为一个容易犯错的人的话，我们仍然可以从他身上发现很多最重要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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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本论》（Capital），第1卷，第836—837页。
(2) 英国内战是指1642年至1651年在英国议会派与保皇派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武装冲突及政治斗争，它对英国和整个欧洲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由此将革命开始的1640年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译注
(3) 这是1832年通过的关于扩大下议院选民基础的法案。它改变了下议院由保守派独占的状态，加入了中产阶级的势力，是英国议会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译注
(4) 见《秘密的国际公司和爱国公司》（The Secret International and Patriotism Ltd.），由民主管理联盟出版。
(5) 事实上，该著作是恩格斯于1851至1852年写成的，并陆续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署名是马克思。直到191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来往书信发表后，才知道作者是恩格斯。1896年，马克思的女儿编辑出版了第一个英文单行本，书名是《革命和反革命或1848年的德国》，同年还出版了德文版，书名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译注
(6) 法国西部省名。18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和19世纪初，这里是贵族和僧侣在英国支持下组织富农和中农反叛的场所，因此“万第”一词成为富农反革命活动策源地的统称。——译注
(7) 本段似出自恩格斯的《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一文，而非马克思所作。——译注
(8) 《秘密国际》，第19页，民主管理联盟出版。
(9) 英王查理一世的绰号。——译注
(10) 灭掉南美印加帝国的西班牙人。——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