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辩证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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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贡献有两个方面：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以及两人共同创立的历史发展理论——“辩证唯物主义”。我们会先探讨后者，对我来说它似乎更为正确，也比前者更为重要。
首先，让我们尽力搞清楚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到底是什么。它包含各种要素，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它是唯物主义的，在方法论上受黑格尔启发采用一种辩证法的形式，但在许多重要方面又不同于黑格尔。辩证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演化论的观点，演化的各个阶段在其中可以用清晰的逻辑术语来概括。这些变化是发展的本质，与其说是伦理上的，不如说是逻辑上的——也就是说，理论上，它们按照一个有足够智慧的人可以预见的计划进行，而马克思自称在计划的主要提纲中，他早已预言了共产主义普遍建立的那一刻。在涉及人类事务时，这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被转变为一种学说，它认为引发所有社会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任何特定时期盛行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该理论的最清晰的表述可以在恩格斯《反杜林论》中找到，其中的相关部分已经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题在英国发表。从中摘录一些将有助于为我们提供参考文本：
“可见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相互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产物，总之，都是其所处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社会的经济结构总是提供了真正的基础，从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单独对整个上层建筑的司法体系和政治制度以及宗教、哲学、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进行最终解释。”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这一原理的发现表明社会主义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社会主义现在已不再被视为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历史发展出来的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结果。它的任务不再是构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考察这两个阶级及其对抗所必然引发的事件的历史—经济方面的连续性；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下发现终结冲突的手段。可是，早期的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观念是不相容的，一如法国唯物主义自然观与辩证法和近代自然科学的不相容。早期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了现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无法阐释它们，因而也不能控制它们；只能简单地把它当作坏东西丢掉。早期社会主义越是激烈地反对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越是不能清楚地指出这种剥削是怎么回事，它是怎么产生的。”
这一理论被称为辩证唯物主义，也被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恩格斯说：“唯物主义历史观从这样的命题出发：支撑人类生活的生产以及随之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结构的基础；在历史上出现的每个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与之相伴的社会阶级或等级的划分，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每个特定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日益认识到现有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正，理性已经变成非理性和对错之分，这只是证明在生产和交换方式中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与早期经济条件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也不复存在。同时这还说明，消除已被揭示的不协调性的方法，也必然以或多或少有所发展的形式存在于变化的生产方式本身。这些方法不是从基本原理中推导出来的，而是从现有生产体系的顽固事实中发现的。”
导致政治动荡的冲突，主要不是人类在观点和热情方面的心理冲突。
“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冲突，并不是像人的原罪与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的头脑中，事实上，它客观地存在于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那些引起这种冲突的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现代社会主义实际上只是这种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它首先是直接深受其苦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理想化的反映。”
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1845—1846）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极佳表述。书中指出，唯物主义理论始于一个时代的实际生产过程，而且把与这种生产形式有关并由它产生的经济生活形式作为历史的基础。他们指出，这体现了文明社会的不同阶段及其以国家形式采取的行动。此外，从经济基础出发，这一唯物主义理论还解释了宗教、哲学、伦理等问题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原因。
这些语录也许足以说明这个理论是什么，但是一旦我们批判性地审视它，就会产生一些疑问。在谈到经济学之前，人们往往会问，首先，唯物主义在哲学上是否正确；其次，如果离开了羽翼丰满的黑格尔哲学，嵌入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中的黑格尔辩证法的元素能否被证明。然后进一步追问，这些形而上学的学说是否与涉及经济发展的历史命题有任何关联，最后是审视这一历史命题本身。事先声明，我将试图证明我认为的：（1）唯物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讲，可能是正确的，尽管我们不知道是否如此。（2）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汲取的辩证法元素使他将历史看作一个比历史事实本身更为理性的过程，并使他相信所有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必定是进步的，从而对未来产生一种确定感，而这并没有科学依据。（3）如果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是错误的，那么他关于经济发展的整个理论极有可能是正确的；而如果他的形而上学是正确的，那么他的经济发展理论就是错误的。但如果没有黑格尔的影响，他永远不会想到一个纯粹经验的问题可以依赖于抽象的形而上学。（4）关于历史的经济学解释，对我而言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是对社会学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但我不能认为它全盘正确，或者说没有信心认为，所有重大的历史变化都可以视为进步。让我们一个一个地探讨这些问题。
（1）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唯物主义，它绝不等同于18世纪的唯物主义。当他谈到“唯物史观”时，从不强调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只强调社会现象的经济原因。他的哲学立场在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中得到了最好的陈述（虽然非常简略）。他在其中说道：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也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其积极的一面是由反对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发展起来的……”
“客观真理是否从人类思想中产生，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思想的真理性，即它的现实和有力，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证明。关于脱离实践的思想的现实或非现实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的经院哲学的问题。”
“直观唯物主义——即不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所能达到的最高点，是‘市民社会’中独立个体的直观。”
“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真正的任务是改变世界。”
这些提纲的前面部分所倡导的哲学，已经通过杜威博士探讨实用主义或工具主义的著述而为哲学界所熟知。我不知道杜威博士是否意识到马克思很早就已经提出了他的理论，但毫无疑问他们对物质的形而上学地位的看法实际上是一致的。鉴于马克思对他的物质理论赋予了重要意义，所以值得我们更为充分地阐述他的这一观点。
传统唯物主义中“物的概念”是与“感觉”绑在一起的，物质被视为产生感觉的原因，也被视为感觉的初始对象，至少对视觉和触觉而言是这样的。处于感觉中的人是被动的，只是从外部世界接受印象。但是，这种被动的感觉的概念（一如工具主义者所主张的）是一种不真实的抽象，没有实际存在的对应物。让我们来观察一下一只动物接受与另一只动物有关的印象：它的鼻孔扩大，耳朵扇动，眼睛朝向右边的某个点，肌肉绷紧准备做出适当的动作。所有这一切都是行动，这些内容主要是为了提高印象的信息质量，当然也可以引发针对对象的新行动。猫看到老鼠时，绝不是纯粹直观印象的被动接受者；纺织厂主面对一包棉花时亦是如此。这包棉花提供了一个采取行动的契机，它可以转化为其他的物，而用以转化的装置显然真真切切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大致说来，所有的物都可以这样理解，如同我们面对机器时自然想到的那样：它拥有的原始材料为我们的行动提供了条件，但就其完成后的形态而言是人类的产品。
哲学从希腊人那里吸收了被动直观的概念，并设想知识是以直观方式获得的。而马克思认为我们一向是主动的，即使在我们最接近纯粹的“感觉”时亦是如此：我们绝不仅仅是在理解我们的环境，而是同时始终在改变环境。这必然导致陈旧的关于知识的观念不再能适用于我们与外部世界的真实关系。原先认为，通过被动地接受一个客体的印象来了解感觉中的客体；现在被这样的观点取代了，即我们只有通过成功地对客体采取行动才能了解该客体。这就是为什么说实践是检验所有真理的方法。因为当我们采取行动时，我们改变了客体，所以真理就不再是静态的，也就成了一种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真理。因为辩证法包含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之中，故而他称自己的唯物主义是“辩证的”，如同黑格尔辩证法那样，成为论述渐进的变化的一个基本原理。
我怀疑恩格斯对马克思关于物的本质和真理的实用主义特征的观点是否十分理解。无疑，他认为自己赞同马克思的观点，而事实上他更接近正统的唯物主义。(1)1892年，恩格斯在其《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序言中陈述了他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这里，行动的作用被削弱为承担传统的科学验证的任务。他说：“布丁的滋味尝了才知道。从我们转向自己使用这些对象的那一刻起，根据我们从中感知到的品质，我们将我们的感知的正确性或者其他方面放到了一个无可辩驳的最佳状态……至今还没有一个例子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受科学掌控的感知，会在我们的头脑中造成一些在本性上有违现实的关于外部世界的观念；或者说，在外部世界和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之间存在着固有的不相容。”
这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实用主义痕迹，也没有关于感觉对象主要是我们自身活动的产物这一理论的痕迹。但也没有迹象表明恩格斯与马克思有任何的观念分歧。也许马克思后来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但似乎更可能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与其他一些问题一样，他同时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根据其论证的意图来决定使用其中哪一种。无疑，马克思认为一些命题在更为实用的意义上可以是“真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阐述了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所提及的工业体制的残酷性，他肯定这种残忍行为真的发生了，而非仅仅是假设它们发生了。与此类似，当他预言共产主义革命时，他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不仅仅是这样想很方便。事实上，当它在实用主义基础上以方便与否来证明时，他的实用主义必定只是偶尔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不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存在任何分歧的列宁，他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观点更接近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
对我来说，虽然我不认为唯物主义是可以证实的，但我认为列宁关于唯物主义也不被现代物理学证伪的观点是正确的。自列宁上台，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对他的个人成功的反击，一些受人尊敬的物理学家已经越来越远离唯物主义，他们本人和一般公众很自然地假设正是物理学导致了这种变化。我赞同列宁的观点，即自贝克莱时代以来，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新观点产生，唯有一个例外。奇怪的是，这个例外就是马克思在其论费尔巴哈的文献中摆出的论点，却被列宁完全忽视了。如果没有感觉这类东西，如果物质是我们被动把握的一种错觉，如果“真理”是一种实用的而不是理论上的概念，那么旧唯物主义，比如列宁的唯物主义，就站不住脚了。而且，由于消解了与我们相关的——并且我们在其中处于主动地位——客体，贝克莱的观点也同样站不住脚。马克思的工具主义，尽管他称为唯物主义，但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毋庸置疑，反驳唯物主义的论据是非常有力的，它们最终是否有效还很难回答，对此我特意保留意见，因为如果不拿出一篇论证充分的哲学论文便无法给出答案。
（2）历史的辩证法。黑格尔辩证法充满活力。如果你从一个局部的概念开始并以此为中介，那么它很快就会走向它的对立面；它和它的对立面将结合成一体，后者则反过来成为一个类似运动的起点，如此等等，直到你得到绝对理念，只要你喜欢，你不会从中发现任何新的矛盾。此时世界的历史发展仅仅是这一思想过程的客观表现。黑格尔认为这是可能的，因为对他而言，精神就是终极的实在；而对马克思来说，恰恰相反，物质才是终极的实在。尽管如此，马克思仍然认为世界是按照一定的逻辑规律发展的。在黑格尔看来，历史的发展规律如同国际象棋的游戏逻辑。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历史具有国际象棋一样的规则，同时设想棋手依照物理规律移动棋子，棋手对此无从干预。在我前面引用的一段恩格斯的话中，他指出：“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之中。”这里的“必然”违背了黑格尔关于逻辑支配世界的遗训。为什么政治冲突的结果总是会建立一个更为发达的制度呢？事实上，无数实例并不是这样的。蛮族对罗马的入侵并没有引发更发达的经济形态，摩尔人被逐出西班牙或者根斯派在法国南部的破坏，也都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在荷马时代之前，迈锡尼文明已被摧毁，许多世纪之后，发达的文明才再次出现在希腊。历史上，衰退的事例与发展的事例至少在数量和重要性上是旗鼓相当的。相反的观点出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不过是19世纪的乐观主义。
这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也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性。共产主义总是假定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冲突，可能一段时间内资本主义会获得部分胜利，但最终必然会导致共产主义的建立。他们不会设想另一个很可能产生的结果，即人类回归原始的野蛮状态。我们都知道现代战争是个严重的问题，在以后的世界大战中，大量的人口可能会被毒气和细菌消灭。我们可以慎重地设想，在一场战争之后，大型人口中心和最重要的工厂被摧毁，剩下的人口是否还有心情去建立科学共产主义？实际上我们不能确定，所有幸存者是否会在受惊吓和狂热的残暴状态中，为了最后的萝卜或甜菜互相争斗？马克思曾在大英博物馆进行他的研究工作，但是一战之后英国政府在博物馆外停了一辆坦克，想必是要告诉知识分子他们的地位。共产主义是一种高度智慧、高度文明的学说，而且它真的建立起来了，经过初步交锋，即1914年至1918年的交锋之后，几乎没有经过重大的战争，就在俄罗斯建立起来了。我认为，这样一来，恐怕共产主义学说的教条式乐观主义必定会被看作维多利亚风格的遗存。
共产主义者对辩证法的诠释还有一个奇特之处。大家都知道，黑格尔在用辩证法诠释历史时认为普鲁士国家是绝对理念的完美体现。而马克思对普鲁士国家没有好感，认为这是一个无法成立且无效的结论。他说，辩证法在本质上应是革命性的，似乎还指出它不可能会最终停滞在某个阶段。然而，在共产主义建立之后，我们没有听到进一步革命的信息。在《哲学的贫困》的最后段落中，马克思说：
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才会不再是政治革命。
马克思并没有说这些社会进化是怎样的，或者说，没有了阶级冲突的动力，如何实现这些社会进化。事实上，在他的理论中很难看到进一步的进化如何成为可能。如果不是从现代政治的角度来看待，马克思辩证法并不比黑格尔辩证法更具革命性。此外，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由于所有人类的发展都是受阶级冲突支配的，并且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只有一个阶级，因此就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人类必然从此走向一种拜占庭式的静止状态。然而这似乎又是不可能的，这表明在马克思的考虑之外，必然可能有其他原因引发政治变革。
（3）形而上学的无关性。在我看来，形而上学与实际事务无关这一论点可以用来证明逻辑之无能。大家知道，物理学家各有其观点：一些人追随休谟，一些人追随贝克莱，一些人是传统的基督徒，一些人是唯物主义者，一些人是感觉论者，一些人甚至是唯我论者。但是不管怎样，这些都没有使他们的物理学有所不同。他们也并不会因此对日月食的发生或者一座桥的稳定性问题形成不同的看法。这是因为物理学中包含着真正的知识，物理学家必须照这种知识行事，无论他的形而上学信念是什么。至于社会科学中是否有任何真正的知识，其实情形是一样的。无论如何形而上学在归纳一个结论时是有用的，因为这种结论不可能通过科学的手段得出，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好的理由来假设这种结论是真的。可知晓的能不依赖形而上学来知晓，需要形而上学来证明的知识是不能通过其他方式来验证的。实际上，马克思在他的书中提出了很详细的历史论据，其主体内容完全合理，但无一是以任何方式建立在唯物主义之上的。举一个事实为例，自由竞争最终趋向垄断，这是一种经验事实，无论你的形而上学是怎样的，其证据都显而易见。马克思的形而上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对事物进行剪辑和浓缩，使其比现实生活更加准确；另一方面，给出一个确定的未来，从而超出科学态度所能保证的范畴。到目前为止，他的历史发展学说表明了其正确性，但是他的形而上学与此无关。共产主义是否会普及，这一问题完全不依赖于其形而上学。也许形而上学在斗争中是有助益的：很早以前伊斯兰教徒的四处攻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样的信念，即战死的信徒可以升入天堂。与此相似，共产党人的努力可能也是由一种信仰激发的，即相信有一个名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神站在他们这边与之并肩作战，并相信一旦时机成熟便会带给他们胜利。另外，对很多人来说，不得不对他们看不到证据的主张表示信仰是令人反感的，而失去这些人必须被视为共产主义形而上学的一个不利因素。
（4）历史的经济原因。大体上我赞同马克思的观点，即经济原因是绝大多数历史巨变的基础，这不仅指政治运动，也涉及宗教、艺术和道德等领域。但是，关于这点也有一些重要的限制条件。比如说，马克思一开始就没有给基督教的存续以足够的时间，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兴起，许多方面都带有当时社会制度的印记，但是基督教在经历诸多变化之后留存了下来，而马克思却视之为垂死的宗教。“当古代世界处在最后的挣扎时，古代宗教都被基督教打败了。当基督教思想在18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时，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着殊死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虽然在整个西方世界，马克思的政治影响依然巨大，然而在他自己的国家中，要实现其理想仍然存在极大的障碍。(2)我认为，也许我们应该承认新的学说要获得任何成功，就必须与其所处时代的经济状况产生某种关联，但是旧的学说可以维系几个世纪而无需这种至关重要的关系。
我认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另一个问题是过于确定，他没有考虑这样的事实，即当两股巨大的力量近乎势均力敌时，一点很小的力量或许就会破坏这种平衡。我们承认巨大的力量产生于经济原因，但它往往依靠相当琐碎且偶然的事件取得胜利。在阅读托洛茨基关于俄国革命的叙述时，我们很难相信列宁没有改变俄国的历史，但是德国政府允不允许列宁回到俄国也就是那么一瞬间的事。如果那天早晨，那位部长碰巧消化不良，他说的那个“是”可能就变成了“不”，因而我不认为在理智上我们还会相信没有列宁，俄国革命还是会达到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再举个例子，如果在瓦尔密战役中普鲁士恰巧有个好将领，他们可能已经扑灭了法国大革命。举一个更神奇的例子，它可能相当有道理，如果亨利八世没有爱上安妮·博林，美国今天就根本不存在。正是由于此事，英格兰与教皇决裂，并因此不承认教皇将美洲作为礼物送给西班牙和葡萄牙，如果英格兰始终是天主教的天下，今天的美国很可能就是西班牙治下的美洲的一部分。
这让我想到了马克思历史哲学中的另一个错误。他认为经济冲突总是阶级之间的冲突，然而大多数冲突都是种族或国家间的。19世纪初，英国的工业化是国际化的，因为它想使其工业保持垄断。似乎在马克思看来，如同在科布登看来，世界将越来越全球化。但是俾斯麦让事态转向了不同的一面，工业化自此变得越来越国家化，就连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矛盾也日益表现为国家之间的冲突。当然，国家之间的冲突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性质的，但这个世界按国家分成不同的集团这件事本身主要不是由经济原因决定的。
在历史上相当重要的另外一些原因或可称为疾病方面的原因。例如黑死病，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了它的重要性，而经济只是黑死病的病因之一。无疑，在经济水平较高的人群中不会发生这种病，但是欧洲许多世纪以来一直像1348年那样处于相当贫穷的状态，因此这一疫情的最直接原因不可能是贫穷。再举一些这类例子，比如热带地区的疟疾和黄热病的流行，事实上这些疾病现在已经可以预防了。这类事情会产生非常重要的经济影响，尽管其本身不是一个经济问题。
马克思理论中最有必要修正的内容是关于生产方式变化之原因的观点。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生产方式体现为主要原因，但是生产方式不时变化的原因却完全未作解释。事实上，生产方式的变化主要是由于知识的原因，也就是说，是由于科学的发现和发明。马克思认为，在经济状况有需求时，才会产生科学发现和发明。然而，这个观点是不符合历史的。为什么从阿基米德的时代到达·芬奇的时代，几乎没有实验科学？阿基米德之后的6个世纪中，经济条件应该使科学工作变容易了。另外，正是文艺复兴之后的科学发展才导致现代工业的出现。但是经济过程中的这种智力原因没有被马克思充分地认识到。
历史可以以许多方式来看，如果对历史事实进行精心挑选的话，就可以发现许多一般的历史范式，这些范式似乎可以充分涵盖足够的理论依据。如果不过分严谨的话，我提出下列理论作为工业革命因果关系的选项：工业化可归因于现代科学，现代科学可归因于伽利略的发现，伽利略的发现可归因于哥白尼的学说，哥白尼的学说可归因于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可归因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可归因于土耳其人的移居，而土耳其人的移居可归因于中亚的干燥缺水。因此，寻找历史原因的基础性研究便是水文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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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西德尼·胡克《读懂卡尔·马克思》（Towards the Understanding of Karl Marx），第32页。
(2) “就德国来说，”1844年马克思写道，“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