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工业化生活

书籍名:《自由与组织：1814-1914》作者：伯特兰·罗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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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会中存在三个阶层，但在工业化社会中只有两个阶层。通常，地主不会选择在充满烟尘和肮脏的厂区或矿区居住。即便如此，他们偶尔也会到那附近逗留一会儿，在他们父辈的年代那里还是乡村；偶尔还会接触一下那些被他们认为粗俗而缺乏教养的新兴的工厂主阶层。地主阶层与工厂主阶层之间的关系多半是政治意义上的而非社会意义上的。虽然在镇压骚乱时他们有着共同利益，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工厂主对原棉的进口关税怨声载道。而粮食税导致了面包价格的上涨，也使得劳动者的生活成本增加，于是工厂主不得不多支付工资，最终这些以土地租金的形式流进了地主的口袋。工厂主期盼自由贸易，地主则相信贸易保护；工厂主往往是新教教徒，地主则总是信奉英国国教；工厂主尽其所能接受最好的教育，通过节俭和勤勉摆脱贫困境遇，地主则在公立学校上学，然后顺理成章地子承父业。

冷静下来思考一番之后，上层阶级意识到了北方的工业化新面貌所具有的重要性，明白了制造业将帮助他们打败拿破仑。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对詹姆斯·瓦特有所耳闻，并隐约觉得在有些工业生产流程中蒸汽机是有用的。但这对他们而言是新鲜事物，所以颇有些不适。而且，如果工业进一步扩张的话，也许就会危及狐狸和山鹑的生存。我的祖父说，他上学时的导师卡特莱特博士发明了动力织布机，由此使得机械和工厂制生产进入了纺织业。作为他的学生，祖父在若干年后感慨道：“从这位博学广闻、在机械方面独出心裁的卡特莱特博士那里，我感受到了拉丁诗歌的魅力，并且从那以后再也离不开拉丁诗歌了。”回忆往事时，我的祖父还举了些例子来说明这位老师在机械方面如何“别出心裁”，听上去却与动力织布机毫不相干，显然他从没听说过动力织布机，尽管这位发明者给他写了“大量信件，大谈论述道德的十四行诗和其他一些有趣的话题”。英格兰以其机械扬名海外，但英格兰的上层阶级对此颇有怨言，因为他们看中的是英格兰的农业。甚至到了1844年，金莱克(1)还在《伊奥瑟恩》中虚构了一位英国旅行者和土耳其帕夏之间的对话，以令人捧腹的方式描述了这种情绪：

帕夏：……呼呼！呼呼！轮子带着转！——飕飕！飕飕！蒸汽推着转！

旅行者（对向导说）：帕夏说的飕飕地转是什么意思？他不是在说我们的政府会背弃对苏丹的承诺吧，是吗？

向导：不，阁下，他的意思是英国人说话快，就像有轮子和蒸汽带动一样。

旅行者：此话有些夸大其词。但是英国人的确将机械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请告诉帕夏（他听了会震惊的），无论何时，但凡有暴乱要平复，即使距伦敦两三百英里之遥，我们的大军也能在数小时内赶到。

向导（恢复了神色侃侃而谈）：莫德肯贝勋爵阁下要对殿下您说的是，无论爱尔兰人、法国人或印度人何时想反抗英国人，埋伏在尤斯顿广场的所有步兵和炮兵就会荷枪实弹地出现在曼彻斯特、都柏林、巴黎或德里，彻底消灭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英格兰的敌人。

帕夏：这些我知道——我都知道。有人已将详情据实禀报于我，我对蒸汽机车有所了解。英国军队驾乘着锅炉上冒出的蒸汽，那燃烧的煤就是他们的马匹！——嗡嗡！嗡嗡！轮子带着一切转！——飕飕！飕飕！蒸汽推着轮子转！

旅行者（对向导说）：我希望这位奥斯曼帝国来的先生对我们英国的商业和制造业的前景没有偏见，请你问一下帕夏对此的看法。

帕夏（在向导与之沟通后）：英国人的舰船如苍蝇般成群结队，他们生产的印花布能覆盖整个地球，大马士革的刀与他们的剑相比一如小草的叶片。整个印度不过是商人账目上的一项，商人的储藏室里好像满是古代王座！——呼呼！呼呼！轮子带着一切转！——飕飕！飕飕！蒸汽推着轮子转！

向导：帕夏称赞英国刀具，也称赞东印度公司。

旅行者：关于刀具，帕夏说的很对。我用我的弯刀去试我朋友的剑，马耳他的普通小吏用的那种，结果我的弯刀像纸一样不堪一击。好（对向导说），告诉帕夏我很高兴他对我们的制造能力有如此高的评价。但我想让他知道，除此之外我们英格兰还有别的东西，而外国人通常以为我们除了轮船、铁路和东印度公司之外别无所长。告诉帕夏，我们的乡村也值得关注，在过去200年间甚至我们的芜菁栽培技术也有显著提升。如果他对此不感兴趣，那么请你无论如何要向他解释我们这个国家的长处——我们是说真话的民族，像奥斯曼人民一样，我们会忠于自己的诺言。哦！顺便说一下，在说完这些之后你可以告诉他，感谢上帝！英国的自耕农仍在英国自耕自足。

正如我们所知，英国的自耕农已经无法自耕自足了。金莱克书中的旅行者和他的朋友们已将自耕农变成了一群饥饿而惊恐的贫民。然而，如果说英国的乡村是罪恶的，那么英国工业化的罪恶更甚。那时，工厂、矿山里的卑劣行径已是老生常谈，如今一切照旧，并且仍然不堪忍受。我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多少研究，但有些话不得不说。

拿破仑是被俄国的冰天雪地和英国的儿童打败的。俄国的天气所起的作用已获公认，在人们看来那是天意。但英国儿童所发挥的作用却被悄无声息地忽略了，因为这对英国人而言是件可耻的事。米什莱(2)在他的历史著作中，虚构了皮特和雇主们之间的对话，以此形式第一次恰如其分地凸显了英国儿童的作用。当雇主们抱怨战争税时，皮特答道：“用童工吧。”在战争结束前，他们已经让儿童去工作了，但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很久，儿童们仍在工作。

童工制有两种，早年的贫民学徒制，后来的“自由”儿童。学徒制形成的过程是这样的：当时在伦敦和其他地区，如果有人得到了贫困救济，那么其子女21岁之前何去何从将由教区全权安排。在1767年之前，这些儿童几乎都已撒手人寰，所以政府当局没有遇到什么麻烦。1767年那年，一位名叫汉韦的慈善家提出的法案获得通过，根据该法案，儿童年满6岁就不能再继续待在济贫院了。其结果是，大量儿童生存状况堪忧，如何安置这些儿童成为摆在伦敦当局眼前的难题。恰巧此时兰开夏郡的工厂有童工需求，于是这些儿童成了工厂老板们的学徒，这意味着在他们长到21岁前都是老板的私有财产。如果一家工厂不分日夜地运转，童工就会分为两班，每12小时轮一班，白班童工和晚班童工共用一个床铺。这还算幸运的，如果工厂晚上不开工生产，就只有一班，童工们每天可能要工作15或16小时。

如果工厂主破产了，童工们就会被车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自谋出路。除此之外，如果不算星期日孩子们趁机器设备定期清洁时去教堂的话，他们是永远也走不出工厂的。担心这些儿童可能缺乏宗教方面的教育，几乎是当时唯一触动人们普遍良知的地方，不过，后来传染病多发而导致大量儿童死亡的问题，也多少引起了公众的注意。

尽管罗伯特·皮尔爵士（“政治家之父”）本身还远远称不上模范雇主，但他的一项提案在1802年获得议会通过。这一提案旨在“更好地确保学徒以及在纺织厂和其他工厂工作的人们的健康与品德”。事实上，它只适用于学徒，并仅限于纺织厂。罗伯特·皮尔爵士认为，该提案“将使纺织业变得更符合公正原则和道德要求，从而与这一行业在贸易上的重要地位相匹配”。它规定，学徒晚上不得工作，每天工作不得超过12小时，每天都要留一段时间接受教育，每年要得到一套新衣服，男孩和女孩应分开住宿，每人一张床。每周日要学习基督教教义，每年由牧师考查一次。品行端正的孩子们还能再要求什么呢？

雇主们抗议这一法案会毁了他们的生意。但事实证明，没人强迫他们照章执行，而且实际上也收效甚微。后来，雇佣学徒逐渐被所谓“自由”的儿童所取代，也就是说，这些孩子是应父母的要求去工作的，尽管在法律上他们有权饿死而不工作。出现如此变化乃是因为蒸汽机替代了水动力，于是工厂纷纷搬至城镇，因为那里有可供役使的儿童。如果父母拒绝送孩子去工厂，政府当局也有权不按《济贫法》对其进行救助。新机器的强势已经使许多织工处于饥饿边缘，由此导致大量儿童被迫在六七岁时开始谋生，有时甚至更早。哈蒙德夫妇在《城镇劳动力》（The Town Labourer）中对雇佣劳动者的生活做了如下描述：

儿童一旦成为雇佣劳动者，他们的生活就与上面描述的学徒生活所差无几了。他们早上五六点进入工厂，（最早）晚上七八点离开，星期六亦如此。在整个工作期间，他们都待在华氏75度至85度的封闭环境中。十四五个小时内，只有吃饭时间才得以喘息，早餐最多半小时，晚餐最多1小时。然而，固定的吃饭时间只是成人的特权，对儿童而言，每周有三四天时间，吃饭只是换种方式工作。吃饭时，他们虽不必照看运转中的机器，却要清洁关停的机器。此时，孩子们只能抓紧时间拿些食物，在烟尘中狼吞虎咽。在这样的环境下吃饭，孩子们不久便会觉得食物味同嚼蜡，烟气呛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一旦连痰都吐不出来时，只能用工厂免费提供的催吐剂。

儿童从事的工作常常被描述为轻而易举就能完成，甚至近乎消遣，所以人们只需稍稍关注，但不必干预。当时，四分之三的童工都是“接头工”，即将各种不固定的和旋转的机器上的断线接起来。其余童工则负责清扫废弃的棉花，或者拆卸和替换绕线筒。菲尔登（Fielden，1784—1849）是一位开明而仁慈的雇主，与科贝特(3)一起代表奥德海姆市议员获得了纪念沙夫茨伯里伯爵(4)和萨德勒(5)的一项荣誉。菲尔登曾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来测定孩子们体力上的极限。当时一些工厂代表的报告里提到了孩子们为了紧跟旋转的机器每天所要走的距离。受此启发，菲尔登也提交了一份报告，据他在自己工厂实测，他惊愕地发现，童工12小时内走过的距离不少于20英里。其间确实有短暂的空闲时间，但没有凳子可坐，因为坐下是违反规定的。塔夫内尔先生是工厂委员会的代表之一，也是“接头工的工作真的很轻松”这一观点最有力的支持者。他说，四分之三的孩子在走锭纺纱机旁做接头工，当机器后退时，接头工就无事可做，即一分钟内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空闲的。由此他得出结论，如果一个孩子名义上每天工作12小时，“那么实际上有9小时他并未劳动”，或者一般情况下，如果一个孩子负责两台机器，“那么他空闲的时间就是6小时，而不是9小时”。

“常规”的工作时间是每周6天，每天待在工厂14或15小时。生产繁忙时，工作时间视情况而定，有时会延长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在瓦利先生的工厂，从凌晨3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0点的情况也是有的，整个夏天，工作时间甚至从凌晨3:30到晚上9:30。这个工厂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地狱湾”，因为有时在连续两个月的时间里，工人们不仅要常规地从上午5点工作到晚上9点，而且每周还有两天要通宵工作。在繁忙时只要工人一天工作16小时（上午5点到晚上9点）的雇主则自认为是仁慈之辈，并为此自得。

除非采取暴力强制，否则童工的体力根本不可能适应这样的劳动制度。工厂监工在萨德勒委员会作证时并未否认他们采取了残酷手段。他们说，不强迫童工完成指标，就只能解雇他们，在那样的情形下同情是一种奢侈，作为要养家糊口的人，他们不能允许自己这样做。对于早上迟到者的惩罚是相当严酷的，这足以使疲惫的孩子们自我克制，不敢让睡觉时间超过三四个小时。在萨德勒委员会，一位证人说他认识一个孩子，每天晚上11点回到家，次日凌晨2点就在慌乱中起床，跌跌撞撞地步行去工厂。在有些工厂，一天中的每个小时都能听到毒打的声音和痛苦的喊叫。做父亲的揍孩子为的是让他们吸取教训，以免他们犯错后遭到监工更狠的殴打。下午的工作往往强度极大，监工们便会用一种叫纺机筒的大铁棍打人。即使如此，仍常有小童工在打瞌睡时倒在了身边的机器上，随即丧命。如果他还算幸运，没被碾压的话，倒可以趁机忘却一切，尽可能睡久一点。在戈特先生的工厂，惩戒童工只允许用戒尺，为了让从早上5点工作到晚上9点的孩子们保持清醒，便鼓励他们唱赞美诗。傍晚时分，孩子们既痛苦又疲惫，神经紧张到难以承受，他们会乞求任何走近的人告诉他们还剩多少小时。一位目击者告诉萨德勒委员会，他那6岁的儿子有次问他：“‘爸爸，现在几点？’我说，可能7点了。‘啊，离9点还有2个小时，我已经受不了了。’”(6)

这些情况被公之于众后，有人鼓动出台法案制止如此严重的滥用法律行为，对此我将于下文中论及。在此，我只考察1819年通过的一个法案，事实证明它毫无效果，而且居然将监察工作交由地方法官和牧师负责。实际上，它倒是让雇主松了口气，因为如果他们的违法行为不过是为了给孩子们点“教训”，那么地方法官和牧师对此是决无异议的。

境遇悲惨的童工不仅纺织厂有，煤矿也有。比如在矿井下看守风门开关的孩子，一般5到8岁不等，他们“坐在门边的小洞里，手上连续12小时抓着一根绳子。按规定，他们要待在黑暗中，偶尔会有好心的矿工给他们一小截蜡烛”。在儿童就业委员会1842年的报告中，一个8岁的女孩说：“我得在一片漆黑中开关门，我很害怕。我早上4点就下矿井了，有时甚至3点半，然后（下午）5点半才出来。我从不打瞌睡，有亮光的时候我偶尔会唱唱歌，但黑漆漆的我就不唱了，也不敢唱。”

正是靠着孩子们在如此条件下的劳作，墨尔本勋爵才腰缠万贯，并因此变得知书达理、风度翩翩。而卡斯尔雷，我们的伦敦德里勋爵，同时也是赫赫有名的大矿主。矿山和纺织厂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英国两党的许多大贵族都直接拥有矿产，他们的铁石心肠跟那些最令人发指的工厂主是一样的，只不过后者大多白手起家。可以想见，霍兰德公馆的优雅交谈中也低语着孩子们饱受折磨的故事。

我之所以提起这些孩子，乃是因为那是100年前的工业化时代中最可怕的一面。除非孩子们的父母已经绝望，否则不可能让他们承受这样的苦难。至于成年人，他们的工作时间也同样长得令人难以置信，而工资仍然很低，住房条件依旧恶劣。许多产业工人不久前还住在乡村，如今日益集中于新兴的城镇，那里弊端丛生、雾霭弥漫，卫生状况堪忧，有些人甚至住在地窖里，霍乱和伤寒肆虐。新机器使熟练的手工业者陷入贫困，曾经富裕的织工现在每周只能挣到6先令6便士。直到1824年，雇佣劳动者的任何联合行动都被视为非法，尽管成立了工会，但只能秘密地存在，所以规模小，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政府雇佣了一些密探，目的是刺探穷人中的革命情绪。密探们大费周章地谋划了一些小规模行动，受骗上当者或被绞死或被流放。

实施如此暴行的也是人，与你我一样有人的天性。设想一下，在某种情况下，或许你我的所作所为与他们的并无二致。多年以后，当苏维埃俄国上演类似一幕时，这些人的孙辈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奋起反对；而当人们企图阻挠昔日的罪恶在刚刚开始工业化的印度重现时，这些人的孙辈又同样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对他们施以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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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世纪英国旅行家。他在鼠疫流行期间到达开罗，感到面对鼠疫，东方人比欧洲人更加坚韧。《伊奥瑟恩》的副标题便是“从东方归来的旅程”，表现了许多经久不衰的欧洲关于他者的假想。——译注

(2)　法国历史学家，被誉为“法国史学之父”。——译注

(3)　英国记者、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激进派的著名代表，曾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斗争。——译注

(4)　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托利党人，被誉为英国下议院工人阶级事业的领导人。——译注

(5)　托利党议员，英国激进政治家，工厂改革运动的领袖。——译注

(6)　《城镇劳动力》，1932年版，第157—160页。

第七章 工业化生活

第七章　工业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