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乡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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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拿破仑战争期间以及之后的一段时期，乡绅的生活平静而富足。那时，战争不像以前那样令他们不安，也很少有乡绅为公共事务而操心。土地价值增加，租金也随之上涨，人口的增长导致了农产品需求的增长，而英国仍能满足其自身几乎所有的食品消耗。简·奥斯汀在她的小说里描绘了乡村小地主的生活状况，在我的印象中，只有一处暗指了战争。小说名为《劝导》，男主人公是位海军军官，部队欠他一份奖金，他打算用这笔钱结婚。小说对他的英勇壮举只字未提，显然这并不会增加他对女主角的吸引力。小说中的报纸也很少提及政治，我记得只有那么一次，通常情况下报纸只是用来烘托小说中人物的。比如，当达西先生向伊丽莎白·班奈特求婚时，拿起一份报纸来掩饰自己的尴尬。又如，当帕尔默先生在妻子的劝说下不情愿地去拜访他人时，刚一打完招呼，他就拿起一份报纸看，帕尔默太太问“报纸上有什么消息吗”，帕尔默答道“什么也没有”，然后继续看报。也许报纸上有关于“诺尔兵变”或威尼斯共和国灭亡的报道。不过即使有，帕尔默先生也不认为这些事件值得一提。
有一段时间，宗教问题闹得沸沸扬扬。事实上，在简·奥斯汀写作的年代，卫理公会的教义导致了中下阶层的深刻转型，但在她的小说中，宗教只在一种情况下出现，即为年轻的上帝子民提供庇护所。她书中那些比较富有的人物都立足于本身的天赋，有时他们被描述为荒谬的家伙，有时又被描述为有德行之辈，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奥斯汀只对经济感兴趣。
尽管产业较多的农户对什一税和济贫税有所抱怨，但他们自有生活之道，过得像地主一样舒适。他们效仿“上流人士”打猎、喝酒和赌博。约翰牛(1)的传统形象就来自这个时期。奇怪的是，虽然英国现今已经成为一个城市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但“约翰牛”的叫法仍为大家所接受。
1815年，有段时间英国的情况有些糟糕，乡绅和农民都担心他们的快乐生活就要戛然而止了，因为战争结束了，有可能要从国外进口粮食。当时国内的收成不好，而外国的小麦报价是英国无法与之竞争的。同时，工业区也纷纷出现了严重危机，因为外国对英国制造业设置了关税壁垒。英国议会在听取了地主和农民的抱怨之后，对国外的粮食征收了高额关税。其结果是，乡村的富人阶层仍旧富有，但我们也应看到其他人为此付出的代价。
19世纪早期，英国农村雇佣劳动者的生活和乡绅的富足生活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令人难解的是，上层阶级对此的态度还是那么无动于衷和自鸣得意。欧洲大陆的农民阶层，除了法国和德国的一些地方之外，都处于极为悲惨的境地，不过从总体而言，他们长期经受的苦难也在改善之中。然而英国从1760年起，农村贫困阶层的状况却在持续恶化，尽管这种恶化是悄悄进行的，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当时失去土地的阶层急剧壮大，他们难以在欧洲大陆生存，于是成为英国工业迅速崛起所必需的人力资源。大多数历史学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悲惨源自农村雇佣劳动者地位的改变，直到J. L.哈蒙德和芭芭拉·哈蒙德(2)在1911年出版了《乡村劳动力》一书，才对上层阶级的贪婪行径提出了广泛而令人惊恐的控诉。
富人掠夺穷人的手段多种多样，其中最重要的两种是圈地运动和《济贫法》。
圈地运动的历史，除了有其内在的利益驱动之外，很重要的一点体现在政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上。18世纪上半叶，农村的穷人的生活还算过得去。当时英国大概一半的耕地以传统的窄条农耕制运作，土地无论大小都条状分割。农场的大多数劳动者在租下这些土地和农舍后，同时也获得了在公共土地上放牧和拾取柴禾的权利。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公共权利的确存在，或者说这种权利是理所当然的，它独立于农舍的所有权。如此，劳动者便可在公共土地上得到免费的柴禾，可以养鸡、养牛或养猪。如果生活节俭的话，就可以把薪水省下投到一条条的土地上，最终成为富裕的农场主。
但是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议会不断通过法案重新分配和圈占土地，先是公共土块，然后是荒地，而且速度越来越快。当地的少数地主，有时甚至只要有一个，就可以提请圈地法案，议案提交后便会任命一个委员会。如果议案通过，被任命的委员便可自由地重新分配土地。往往最大最好的份额为那些大地主所拥有，因为这些人通常是议员的朋友或者本身就是议员。议会中形成了互投赞成票的机制，由此一个大人物便可保证将利益输送到他的朋友那里。另外，较大规模的农场主也可以获得相当大的份额，但按惯例，较小规模的农场主和居住在茅屋的农民什么也得不到，或者即使分到了份额，也会因无钱修建围栏而无缘拥有。“那些小农民要么移居到美洲或一个工业化城镇，要么打日工。”就这样贫农常常处于饥馑之中。对此，地主们当然感到非常满意，因为他们本来就对现在那些半独立的劳动者心怀不满，几个世纪以来他们的祖先就一直享用着这些劳力所提供的一切，但是现在农民的干劲日渐低落，因而认为是半独立的状态使劳动者变得懒惰，农民只有完全依附于他的雇主，并且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依靠的情况下才能为雇主的利益付出自己的全部精力。圈地不仅剥夺了劳动者的土地和他们宝贵的权利，而且还剥夺了他们与农场主和地主讨价还价的能力。因此劳动者遭受了双重的贫困化，首先他们丧失了除工资之外的其他生活来源，其次工资也随之减少。虽然农产品的总量在增加，但劳动者不得不忍受更少的份额，其绝对收入也随之缩减。然而接踵而至的是，随着农业科技的进一步发展，这些人又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其状况继续恶化。
第二个使劳动者的处境进一步恶化的机制就是所谓的《济贫法》，名义上它是为劳动者谋福利的。《济贫法》始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据说（尽管似乎不太可信）是出于慈善的动机。《济贫法》规定，每个教区都有责任巡查并保证没有穷人死于饥饿。任何男人、女人或者孩子如果处于极度贫困之中，那么他或她所出生的教区就有义务为其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如果有人在远离自己出生地的地方工作，那么新的教区就要接续这一义务，在必要时给予其帮助，但这一点其实很难做到。如果有人要到另一个教区“定居”，那么他原本所在的教区其实是不愿让他走的，因为这样的话，他原本所在的教区就有可能要承担将他从国内其他地方带回原籍的费用。即使该教区同意他走，其他教区也可能不予接纳，除非他携带原来教区愿意承担相关责任的证明，然而教区的官员并没有义务签发这样的证明，事实上也很难获得这样的证明。理论上，人们有各种办法找到一个新的“定居地”，但是，防止穷人移居他地的办法同样多种多样。所以，一个穷人要想离开他的出生地是异常困难的，但是在其出生地他的劳动力又没什么用武之地。
《济贫法》发展史中的重要一页是1795年实行的所谓“斯宾汉兰德制度”(3)。当时，到处弥漫着惧怕革命的气氛，法国的恐怖统治时期(4)也刚刚结束。这一年的收成非常糟糕，整个英国愁云密布，食品引发的骚乱在各地层出不穷，而妇女更是其中的中坚力量。情势给统治阶级敲响了警钟，他们认为不可能单靠镇压来确保自己的安全。他们试图让穷人至少能吃上黑面包和土豆，并喝上汤，然而让这些好心人吃惊的是，穷人要吃最好的小麦面包。后来的经验证明，从经济角度来看穷人是正确的，因为爱尔兰人被劝说以土豆为食，结果在1845年至1847年的大饥荒中造成大量人口死亡。总有些人要比同时代的其他人更有见识，这些人提议把工资降到最低，惠特布莱德向议会提交了一份相关内容的提案，但遭到首相皮特的反对并被否决。实际上，这个计划还是被采纳了，尽管不是在英国全境实施，只是在英格兰地区。这个计划是用济贫税的一部分进行工资补偿，针对的是那些无力维持其本人及其家庭的生计的人。当时，伯克郡的地方官员聚集在斯宾汉兰德（那里是首个实施该制度的地方），他们估算，一个男人每周需要3加仑的面包，而一个女人或一个孩子需要1加仑半的面包。如果他的薪水不足以购买这些面包，他就可以通过济贫税得到补偿以获得必要的分量，当然这一标准会随着面包价格的波动而变化。
原始方案中对此是这样表述的：
1加仑二等面粉制成的面包重8磅11盎司，价格为1先令，每个贫穷而辛苦工作的男人维持自己生活的标准是每周3先令，这些钱要么通过他本人或家人的劳动而得到，或者从济贫税中获得，而维持其妻子和每个家庭其他成员的标准为1先令6便士。如果1加仑面包的价格为1先令4便士，那么这个男人每周可以得到4先令，而每个家庭其他成员可以得到1先令10便士的补助。所以（也就是说）按面包价格在1先令以上每上涨或下跌1便士，相应的补助比例为：男人3便士，每个家庭其他成员1便士。(5)
这一制度后来做过一些无关紧要的修改，一直沿用到1834年，即直到改革后的议会通过了新的《济贫法》。新的《济贫法》是否比旧的要好，可能至今存在争议，但旧法之恶应是无可争辩的。
斯宾汉兰德制度的实施，自然导致雇主支付低工资，让济贫税来承担自己雇佣劳动力的一部分费用。要知道在广大乡村教区，大部分雇佣劳动者都属于要救济的贫民。在济贫制度史上曾有一个重大发展，1795年时这种做法其实已经存在，即劳动者的工资完全由教区当局支付，然后劳动者通过教区当局受雇于任何提供工作的人。这样的劳动者被称为“轮转工”（roundsmen），因为他们在教区内转着圈地受雇工作。
斯宾汉兰德的生活标准并不高，但它还是比拿破仑战争之后其他许多地方的实际标准要高。在旧《济贫法》存续期间，生活标准似乎在持续下降。到1831年，通常每个家庭的补贴是每人每周一块面包，并且每个家庭可额外再得一块。正如哈蒙德所说：
据麦克洛可（McCulloch）所言，35年来生活水准下降了三分之一之多，这并非由于战争或饥荒，因为到1826年为止，英国已经度过了11年的和平岁月，而是由于这个国家的普通环节上出了问题。生活水准如此大幅下降，这在历史上是否创下纪录？(6)
从上层阶级的角度看，这一制度有诸多优点。他们认为通过济贫税来支付实施的救助是一种善举，并证明了他们的仁慈之心。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他们将工资维持在饥饿线上，不过是为了防止穷人的不满情绪演变为革命行动。在法国，革命已经极大地惠及农民，后者1815年的生活水平大大高于1789年，尽管其间法国经历了漫长的战争并最后打了败仗。也许可以确定的是，由于旧的《济贫法》，教区当局避免了饿死人现象的发生，同时也可以推论当时英格兰农村的穷人耐心地熬过了这样悲惨的苦难。其实，要设计一个稳住穷人的代价更低的方案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骚乱也时有发生，尤其是1830年的“末次农业工人起义”（Last Revolt），但政府没怎么费力就把他们镇压了，而且借机对他们施以残酷刑罚。《济贫法》使劳动者更加困顿，还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另外，它还教导劳动者要珍惜自己眼下“较好的处境”，将他们创造的超出最低生活标准的所有财富交给地主和农场主去支配。正是在这个时期，地主们纷纷建起了“愚蠢讽刺”的仿哥特式建筑，他们自己沉溺于对旧时光的浪漫遐想，却让现实生活如此悲惨和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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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国的拟人化形象，源自苏格兰讽刺小说《约翰牛的生平》，其外表矮胖，愚笨粗暴。——译注
(2) 他们是夫妇，著有研究劳工的三部曲，其中《乡村劳动力》最著名。——译注
(3) 1795年，英国伯克郡斯宾汉兰德的地方长官制定的济贫制度，其实施与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与法国的长期战争以及粮食歉收等有密切关系。该制度是一种工资补贴制度，其主要内容是将一定重量的面包价格与家庭规模作为补贴的主要标准，是英国济贫法史上最著名的一次以传统道德对抗工业化引发的社会危机的努力，然过分注重公平，忽视了济贫支出的物质基础，即经济发展的效率问题。——译注
(4) 指法国大革命期间，尤其是1793—1794年间，法国国内贵族、天主教反对革命，民众也对革命没有实现社会平等的承诺不满，同时国外面临着与周边国家的战争，内外树敌使得革命当局采取了恐怖政策，其间监禁致死、自杀、被判处死刑、死于国内外战争的人数相当多。——译注
(5) 哈蒙德：《乡村劳动力》（Village Labourer），第四版，第139页。
(6) 同上书，第161页，此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