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梅特涅的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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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年的维罗纳会议期间，梅特涅的权力达到巅峰，当时有诸多幸运相伴在侧。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来自弗兰茨皇帝的有力支持。至于弗兰茨本人，如果要评价的话，可以说他甚至比他的大臣更为反动，他反对教育，理由是“顺民比开明的公民更便于统治”。支撑梅特涅的权力的第二点，在于他成功地维护了奥地利的霸权并使奥地利的原则在德国获得无上地位。当时德意志的一些诸侯国倾向于批准宪法，几乎所有的君主都承诺在1813年完成。而德国的大学里也弥漫着自由主义，不仅旨在实现民主，还以统一德国为目标。梅特涅在一份给弗兰茨皇帝的报告中说：“有些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几乎都从事教学工作）……转而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即所有德国人应该团结在一个德国之下。……为了这个无耻的目的，他们系统地培养年轻人，这项工作已经在不止一代（学生）中开展，未来的政府官员、教授和新生代文人在那里成长，为革命作准备。”在应对这一局面时，梅特涅运气颇好。1819年3月，就在处理上述事情的卡尔斯巴德(1)会议召开前，亚历山大极为欣赏的一个标杆性人物——保守作家科策布被刺杀，凶手是一位名叫卡尔·桑德的神学专业学生。许多被梅特涅视为敌人的人认为他立了大功，并奉之为刺客英雄。在这种情况下，梅特涅要说服亚历山大和德国君主们，让他们明白自由主义是危险的，其实并不困难。于是卡尔斯巴德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法令，对出版物和教授们采取更严格的限制，而科策布之死就像谢苗诺夫斯基军团的兵变一样为梅特涅赢得了俄国的支持。至于法国的政策，在这段时间变得越来越保守。最后，卡斯尔雷也学会了在维也纳会议上与奥地利合作，并在随后几年里继续奉行这一政策，只要不损害英国的利益就无往不利。1822年，在获知卡斯尔雷的死讯后，梅特涅写道：“他是他的国家之中唯一一个具有外交经验的人，他已经学会了理解我。”这确实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在1814年到1822年间，梅特涅的影响力持续上升，以至于他在欧洲似乎无所不能，难怪他也自视颇高。1818年，在亚琛会议前不久，他写信给妻子说：
我越来越相信，重大事务只能由我自己来适当地加以主导……我在德意志甚至可能在欧洲已经成为一种道德力量——这种力量一旦消失，就会留下空隙，尽管如此，但它终将消失，就像所有可怜无助者的天性一样。我希望上天可以给我时间做一些善事，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一年后，当他身处1813年签订四国同盟协议的房间时，一种凝重感不禁涌上心头，他感到整个世界都在指望他：
我不会去在意那些狭隘的或有限的东西，我总是在每个方面都远远超过所有那些操办人类事务的人。我的天地要比他们所能看到或想要看到的更广阔无垠，我每天会情不自禁地对自己说20遍：“仁慈的上帝啊，我的所作所为是多么正确，而他们的是多么错误！其中的原因一目了然——如此清晰、如此简单、如此自然！”我要反复念叨这些话，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而世界仍会以悲惨的方式存在下去。
然而，1822年以后，梅特涅不再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坎宁（Canning）接替了卡斯尔雷，无论是细节上还是总体框架上，他都反对奥地利的政策。1823年，对英格兰的情况感到难过的梅特涅这样写道：
太可惜了，海上女王，昔日的世界霸主，将要失去其有益的影响力。伟大而高贵的大英帝国将会变成什么样子？英国的男人和演说家，英国的权利感和责任感以及关于正义的理念，将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不是某个个体、一个软弱无力的人所能承担的。坎宁是那些可怕弊病的化身，这种弊病已经扩散到国家的每条血脉——它摧毁其力量，腐蚀并威胁它虚弱的机体。
为何会发出这番悲叹？主要是因为英国将不会帮助西班牙重新征服其在美洲的殖民地，也不会帮助土耳其再征服希腊。在后一个问题上，接下来情况更糟。
如果说卡斯尔雷的死对梅特涅而言是一种不幸，那么亚历山大的死也许对他的政策来说甚至不啻为一场灾难。在希腊问题上，梅特涅说服亚历山大必须将正统原则置于俄国利益之上，他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但是1825年亚历山大去世后，他的弟弟尼古拉(2)恢复了俄国对土耳其宫廷的敌对政策。1827年，英、法、俄在纳瓦里诺战役中联手摧毁了土耳其舰队，其后，所有大国一致认为希腊独立的日子不会耽搁太久。
分崩离析的国际政府体系，始创于维也纳会议，在1830年的七月革命期间依然不断完善。法国人推翻了查理十世，以路易·菲力普取而代之，后者本不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比利时要求与荷兰分家，并被承认为独立王国；革命席卷了意大利和德国；俄国统治下的波兰爆发反对沙皇的起义。然而，除了法国和比利时所发生的，其他的运动都没有成功。即使在法国，人们也很快发现，新国王与合法的波旁王朝并没有多大的不同。
最后，梅特涅体系再也不能控制欧洲了，但是1830年的一系列事件使他的个人境况有所改善。沙皇尼古拉喜欢查理十世，他对波兰的叛乱感到惊恐，主张各保守大国必须互相支持，并认为与奥地利反目是很危险的。发生在德国的反抗运动尽管相当温和，却在遭到镇压后激发了反击的力量。在奥地利，也有改革派存在，但梅特涅耳背得非常严重，对改革派的计划置若罔闻，事实上他在很大程度上对此浑然不觉。
最终，不断增长的民族主义力量战胜了梅特涅。“在上帝的帮助下，”1819年他写道，“我希望能挫败德国革命，一如我曾经打败过世界霸主。”这一希望，尽管他付诸全力去实现，但还是化为泡影。审查制度竭尽所能地严防对民族情绪的煽动，即使是最婉转的表达也不放过。“一群年轻的英雄们集聚在祖国光辉闪耀的旗帜下”被审查者改为“相当数量的年轻人加入为公众服务的行列”(3)。梅特涅禁止奥地利学生出国留学，反对年轻人学习历史、哲学或政治，希望奥地利作家在国外而不是本国出版自己的著作。1834年，德国召开部长会议，会上梅特涅就自由主义的罪恶高谈阔论，他说“主权在民的现代理念已经误入歧途，它用派系的意愿替代了君主的原则”，自由党派则“腐蚀青年，甚至欺骗那些心智比较成熟的人们，在生活中的所有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制造麻烦与纷争，故意煽动群众不相信他们的君主，宣扬破坏和毁灭现存的一切”。他的演说引来了与会部长们的鼓掌欢呼，而“不信任统治者”的情绪却在持续增长。
在梅特涅掌权的最后几年，意大利、波希米亚、加利西亚以及匈牙利麻烦不断，这些危机都源自各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其中情况最为严重的是匈牙利。匈牙利从中世纪起就拥有宪法，它将地方事务的处置权归于贵族而不是中央政府。理论上，匈牙利在遇到大事时可以召开国会，但实际上当民族主义者要求恢复国会时它几近废弃。1825年，国会要求以马扎尔语(4)取代拉丁语，以使有关国会的辩论以传统方式进行。在经过漫长的斗争后，1827年，统治者终于承诺未来每三年召集一次国会。此后，政府对马扎尔人做出了一系列的让步，但对于民族主义情绪依旧百般抵制。再后来发生了爱国者科苏特(5)被捕事件，但1839年国会召开时他被释放，当时国会拒绝批准任何涉及金钱或军队的议案，直到科苏特获得自由为止。1844年至1847年间，政府的一些软弱无力的镇压行动再度刺激了匈牙利人的民族情绪，从而导致在1847年的国会选举中，大多数议员群情激昂地反对政府。以上便是1848年革命前夜匈牙利所面临的局势。
虽然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德国之外的地区，人们无法通过宪法赋予的权利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但还是利用了一些他们掌握的手段。同时，民族情绪在波希米亚和南斯拉夫人中间复苏，加利西亚的波兰人准备起义，各地局势都非常凶险，而梅特涅因为长期大权在握已经变得昏庸不堪。
借由1848年的法国革命，整个欧洲大陆的不满情绪找到了发泄机会。甚至在路易·菲力普不得不从巴黎出逃前，意大利各地就已经爆发起义，随后蔓延到整个半岛，唯有撒丁王国的领地幸免，而国王本身是一个有些胆小的自由主义者。在整个德国，民主党人崛起；在匈牙利，科苏特宣扬自由；在加利西亚，波兰贵族又举起了民族主义革命的大旗，这次革命最后被镇压扎克雷起义(6)时采取的手段压制了，而奥地利政府是支持或者至少是纵容了这次镇压。于是，一时间正统原则的拥护者在沙皇统治的疆土之外的地方可谓处处碰壁。
与此同时，在奥地利的德语区，虽然自由党人有宪法的诉求，但他们更迫切希望梅特涅倒台。当时，维也纳街头骚乱不断，令梅特涅惊愕的是，他的反对者中不仅有乌合之众，那些教条式自由主义者，还有当时许多保守的贵族和实力雄厚的宫廷派系。除了拒绝退休，他同意了革命派的所有要求，但这种让步并没有使这些人偃旗息鼓。最终，在暴民的威胁下，皇室虽然一度存在意见分歧，但还是达成一致——梅特涅必须下台。历经重重艰难，梅特涅逃往英国避难，在那里，他手上的火炬交到了迪斯雷利(7)手里。
梅特涅不是一个伟人，他的才华不足以让他在欧洲舞台上具有如此的地位。他彬彬有礼，言语具有说服力，很讨女人欢心，在谈判中擅长利用对手的特质来取胜。他的原则会得到皇帝的支持，在拿破仑倒台后，欧洲局势把奥地利推上了主导地位。当时，法国因战败而一蹶不振，英国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和平，亚历山大为了宗教牺牲俄国也心甘情愿，普鲁士国王既软弱又寡断。所有这些因素，加上奥地利对于正统王朝拥护者的反民族主义的原则表现出的特别兴趣，而恰恰是这种原则激发了所有大国的恐惧，在它们的政治思维中对于革命和拿破仑依然心有余悸。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欧洲列强一个接一个地抛弃了梅特涅的信条：先是英格兰，1822年；再是俄罗斯，1825年；然后是法国，1830年；而他本人对德国的控制力也日渐减弱。梅特涅热衷于追求稳定——法国革命已经让世界多年来处于动荡之中，从这个角度看产生这种情绪相当自然。1815年时，欧洲有许多人赞同稳定，并视其为治国之道的基础。但长久的和平会催生新的能量，这种能量会使稳定变得不堪忍受。有了这种新的氛围，世界便将梅特涅视为一个自负、虚荣和无趣的人，认为他不能饶有兴致地阐发自己的原则，而且在拿破仑退出历史舞台之后他就拒绝接受一切新思想。那时，梅特涅周围的一切重现了18世纪的情形，他拒绝相信这个世界已经采取了新的生活和思维方式。欣赏他表演的人之中曾经不乏欧洲各国的掌权者，慢慢地这样的人越来越少，而他仍在扮演同样的角色。在他被嘘声赶下台时，他的行事早已过时。耳背和唠叨，留给他的只有对于往昔岁月的独自怀想。不过，他最后的这个角色已经变得于任何人都无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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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称卡罗维发利，位于捷克共和国。——译注
(2) 即尼古拉一世。——译注
(3) Sandeman，Metternich，p.263.
(4) 也称匈牙利语，马扎尔人是现代匈牙利人的祖先之一。——译注
(5) 领导匈牙利脱离奥地利帝国，并于1849年任匈牙利元首。——译注
(6) 1358年法国的一次农民暴动，“扎克”意为乡巴佬，是法国封建主对农民的蔑称。——译注
(7) 英国贵族，保守党政治家，曾两次担任首相。——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