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维也纳会议

书籍名:《自由与组织：1814-1914》作者：伯特兰·罗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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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腓特烈·威廉、梅特涅和卡斯尔雷聚在一起共商欧洲版图，并为欧洲大陆的几个国家和其他国家选择政权形式。当然，一些条约限制了他们的自由。1813年，首先是俄国，接着是英国、奥地利，纷纷赞同普鲁士重整旗鼓，恢复到1806年被拿破仑打败前的状态。根据《巴黎条约》（1814年5月30日）的规定：法国保留1792年的疆界，放弃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时代占领的土地，这些领土的归属问题交由维也纳会议解决，但法国被排除在决定者之外。22年战争期间，几乎每个欧洲大陆国家都遭到了法国的入侵，所以战后法国只能完全任同盟国摆布，有鉴于此，《巴黎条约》算是出奇地温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结为亚历山大的宽宏大量。他率军进入巴黎时就宣布拿破仑是敌人，法国不是，并且允准法国临时政府半推半就地恢复了波旁王朝，以及据此提出的不要剥夺法国王室所拥有的领土的请求。

亚历山大的宽容遭到诸如普鲁士这样最亲密的盟友的强烈反对，也引起了英国的担忧。1814年1月30日，卡斯尔雷在给首相利物浦勋爵的信中写道：

我们目前最大的危险在于沙皇亚历山大在战争进程中表现出的骑士精神。他对巴黎怀有一种个人情感，这完全不是出于政治的考虑，也不是出于军事的考虑，而是寻找一种时机，当他率领着浩浩荡荡的卫队进入敌国首都时，似乎在有意展示一种仁慈和宽容，一改往日生灵涂炭之举给人们留下的印象。

让亚历山大大为欣慰的是，巴黎人民对他表现得异常热情，也许这正是他想要的。其他盟友认为，假定法国被迫割让更多的领土，俄国也不会接受，而亚历山大对于近邻（比如波兰）绝不会如此慷慨。但是这些念头只在一开始有过，并不影响各国的普遍立场。

维也纳会议要解决的领土问题繁多且复杂，当时与会者觉得也许订立某种原则会有助于做出大致还算公正的裁决。梅特涅的同事根茨因在会议期间工作卖力而备受称誉，在1815年2月12日的备忘录中他记述了自己的印象：

那些集聚在此参加维也纳会议的人，完全明白此次大会的性质和目的，无论他们对最后结果作何评价，都不可能弄错会议进程。诸如“重建社会秩序”“恢复欧洲政治体系”“基于公平的势力划分的永久和平”之类的头等大事会被频繁提及，一方面他们想通过这些议题来安定人心，另一方面也给这次庄严的大会制造高尚而伟大的氛围。其实，会议的真正目的不过是征服者瓜分从被征服者那里掳来的战利品。

但这是不能公开承认的。此外，在大多数问题上某些强国的利益并没有被考虑进去，要说服这些国家也许只能通过一个既定原则。在此情况下，正是塔列朗发现唯一可以仰仗的就是道德的力量，因为他知道对于道德的诉求与会者是不能置若罔闻的。为此，他想出了“正统原则（principle of legitimacy）”，这一原则对整个欧洲的支配延续到1830年。塔列朗在向路易十八做决策建议的时候对此做了说明。于法国而言，在经历了军事上的失利后，也只有道德力量才能依靠。无疑，塔列朗提出这一原则有他自己的小算盘。

宽泛地说，“正统原则”声称，领土应该属于拥有它的世袭君主，除非后者自愿分割以换取某种补偿。基于此，如果法国由波旁王朝统治，那么后者就可以拥有路易十六时期领土的所有权。但这一原则的制定必须谨慎，否则就会行不通。例如，根据这一原则，英国应该恢复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领土。还有热那亚，被法国侵占之前它曾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现在属于撒丁王国。热那亚人本可引用正统原则，但不幸的是，他们没有，反而同意领土归属交由稍后举行的维也纳会议来裁决，美其名曰民族自决权。更糟糕的是，他们支持制定民主宪法，这很危险。塔列朗说：

热那亚人提出的宪法计划，因其中存在的民主意涵而未获通过。但是，鉴于热那亚人对这种屈辱表现出的万分不情愿，鉴于这些条约有助于最大程度地消除欧洲各国的痛苦和分歧的根源——在比利时人与荷兰人、撒克逊人与普鲁士人、意大利人与奥地利人各自联盟之际，所有方面的分歧都在加剧——所以，一系列条约的签订就显得尤为必要。

因此，正统原则不可能被大众用来对抗王侯。另外也有太多的理由可以说明这一原则永远不可能为一些共和制国家接受：比如瑞士，因为亚历山大对拉阿尔普的感情；比如波兰，因为波兰不再有合法的国王，而且波兰领土的四分五裂并不是法国造成的。大致来说，当时对于领土的处置一如今日我们对地产的处置，我们不会因为一个租户个人的一厢情愿就允许他获得自己所居住的土地的所有权，今天的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是荒谬的；在维也纳会议上，谈判者也同样认为政府提出的所谓民族自决原则是荒谬的。如果一位国王对一块领地拥有世袭权利，那么他可以主张他的权利，会议必会予以关注；如若不然，大国可以通过协商进行分配。

正如我们在热那亚一例中所看到的，会议对于任何推崇民主的做法都表示出了极大的反感。英国的宪法得以存在的原因在于它是因袭的，而法国宪法的诞生出于多种原因。亚历山大只是在俄国之外的事务上扮演自由主义者。英国认为，一部宪法不仅可以调解法国的各种矛盾，而且可以恢复波旁王朝并给其带来稳定。奥地利和普鲁士在犹豫一阵之后终被说服，开始相信宪法有其天生的致命之处，可以削弱法国，并且防止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所引发的那种灾难的再次发生。不过，它们并不鼓励在其他地方也推行宪法。在这个问题上，英国的辉格党与托利党政府意见相左。在意大利，威廉·本廷克勋爵因为鼓励热那亚人的做法和抗议西西里岛国王的暴行，给政府制造了许多麻烦，但是这位斗志昂扬的辉格党人身居高位，不能立即解职。1814年5月7日，卡斯尔雷在给西西里国王的信中写道：

我们不可能意识不到欧洲将要面临道德巨变，自由原则将会席卷欧洲。问题是，这种转变或许太突然了，来不及深入各个可能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或更快乐的领域。法国、西班牙、荷兰和西西里相继颁布了新宪法，在鼓励其他国家尝试之前，让我们先静观其变。或许不妨先试试，但必须密切关注其结果。我确信，这一输入欧洲各国的最危险的原则，加速实施不如延迟实施。

于意大利而言，现在更要避免冒进，如果我们希望与奥地利和撒丁王国一起行动的话。既然我们不得不将法国人逐出意大利，我们理应承担一切风险，但欧洲目前的局势不需要这样的权宜之计，而且出于对总体和平与稳定的考虑，我更希望看到意大利稍安勿躁，看看宪法在其他地方产生了哪些不易觉察的影响，而不是此刻让这种蠢蠢欲动毁了意大利国内的平静。

顺便说一下，西班牙和西西里岛的宪法旋即被压制了。

与西方列强的小家子气截然不同，亚历山大决定赞成波兰或者说波兰的部分地区推行宪法，并最终获得维也纳会议的批准。然而，这部宪法的命运表明，亚历山大的自由主义不过是说说而已。立法机构由两院组成，众议院由拥有封地的贵族的71名代表和51名市镇代表组成，上议院由皇室成员、主教、官员组成。议会每两年召集一次，每次会期30天，它不负责提案，而是负责通过或否决政府的提案。1818年，议会举行首次会议，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除了一个离婚提案外，两院通过了亚历山大的全部提案，为此他彬彬有礼地致谢，说他尊重议会的原则，并乐见议会有其独立性。然而到了1820年，两院否决了亚历山大的所有议案。他暴跳如雷，把宪法抛诸脑后，下令在1825年前不再召集议会。此后，议会只在1829年召集过一次。1830年，波兰人民起义，从那时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波兰一直在沙皇俄国的独裁统治之下。尽管如此，亚历山大还是在维也纳大大炫耀了他对波兰采取的自由主义政策以及波兰在其统治下团结统一的大好局面。

塔列朗提出的正统原则，与梅特涅可谓不谋而合。但在处理那不勒斯问题上犯了难，不过，后来那不勒斯国王接受劝导放弃了与妻舅拿破仑的条约。在该条约中，奥地利承诺保住缪拉特的王位，而事实上，随着拿破仑的大势已去，这个条约已毫无意义，同时塔列朗也力挺波旁王朝的斐迪南国王对那不勒斯有合法统治权。幸好，缪拉特的一次轻率之举使这个小问题迎刃而解：拿破仑从厄尔巴岛(1)逃回法国后，缪拉特向其忏悔了之前的背叛行为，因此既然拿破仑倒台了，他也该下台。那不勒斯问题的解决让梅特涅毫无顾虑地接受了正统原则。

英国对这一原则的态度是仁慈的，只要它不与英国的利益有任何冲突。当然，这一原则不可适用于其殖民地：英国强调其对某些重要的荷兰殖民地拥有永久合法统治权，这些殖民地因为荷兰当年被迫与法国结盟而落入英国囊中。奥兰治亲王(2)对于得到比利时作为补偿很是感激，可惜在1830年又弄丢了。在欧洲以外以及外海，英国的态度由英国的利益决定，而在欧洲大陆，正统原则极为适用，因为所有对英国殊为重要的问题都在维也纳会议开始前得到了解决。

普鲁士和俄国颇多异议。俄国之所以反对，一方面是由于亚历山大暧昧不清的自由主义思想，但最主要是他的领土野心与普鲁士有着复杂的关联。他向普鲁士国王承诺过给予其1806年以前普鲁士所拥有的疆域。但在1806年前，普鲁士拥有部分波兰领土，如今亚历山大想将这些地方占为己有，因此他要求普鲁士接受他地作为补偿。最简便的办法是将萨克森划给普鲁士，因为萨克森国王没有适时远离拿破仑。但萨克森国王毕竟是合法君主，路易十八和塔列朗对此想法表示了强烈愤慨。奥地利既怕俄国又怕普鲁士，因而站在了法国一边。英国想壮大普鲁士，同时削弱俄国，所以卡斯尔雷先是支持普鲁士对萨克森的诉求，然后又反对俄国将整个波兰实际纳入囊中。当他发现事情并不能如他所愿时，便决定也不让普鲁士和俄国得逞，同时投向了奥地利和法国一边。这个问题耗去了会议的大部分时间。

10月1日，就在会议开幕之际，塔列朗会见了亚历山大，他强调了正统原则的伦理重要性，以此反对他所谓的沙皇的狂妄。亚历山大不喜欢塔列朗，毫无疑问，原因之一是他认为塔列朗太过愤世嫉俗，但更主要是因为当年俄国政府抗议拿破仑杀害昂基安公爵，而塔列朗的反应却向大家暗示这并不比弑父更糟。(3)此时如同当年一样，面对一个有着虔诚宗教信仰的皇帝，塔列朗已然站上了道德制高点，这一定让他很得意，只是这种得意是不可在他关于10月1日会见的回忆录中流露的：

亚：现在来谈谈我们之间的事吧，我们必须在此做个了结。

塔：这取决于陛下您，如果您像对待法国一样，同样地赋予您伟大而高贵的心力，那么事情就会迅速而愉快地解决。

亚：但是解决方案必须符合各方利益（传统权益）。

塔：还有各方自己的权利。

亚：我已占有的应该继续归我。

塔：陛下只是想保留您合法拥有的。

亚：我与各大国之间有协议。

塔：我不知道陛下是否将法国算在大国之列。

亚：当然。但是，如果你不想让各方都得偿所愿，你打算怎么做？

塔：我将正义放在首位，利益放在其次。

亚：欧洲的利益就是正义。

塔：陛下口不对心，听起来如此陌生，您内心不是这么想的。

亚：不，我再说一遍，欧洲的利益就是正义。

此刻塔列朗痛心疾首，他大叫：“欧洲，欧洲，不幸的欧洲！或者应该说你已经毁了欧洲？”亚历山大回答：“如果叫我放弃，那宁愿开战。”塔列朗的回忆录继续写道：

我不再做任何努力，像一个内心痛苦但心意已决的人，暗暗告诉自己“这不是我们的错”。我一言不发。皇帝也没有立即打破沉默，片刻之后重复了一句：“是的，宁愿开战。”我不为所动。这时皇帝挥舞着他的手，我从未见过他这个样子，这让我想到书中描述的终止马可·奥勒留(4)演说的情景，与其说他在讲话，不如说是在叫喊：“该去剧院了，我得走了，我答应了（奥地利）皇帝，他们正等着我。”走了之后，复又折回，双手按压着我的身体，用一种不同以往的嗓音说：“再见，再见，我们以后再见。”

尽管出现了这样的动人场景，但两人在会议期间始终处于对立状态，争议的焦点最后以折中方式获得解决。亚历山大得到的波兰领土比他想要的少，普鲁士只得到萨克森一半的领土，另一半留给其合法的国王。这一解决方案，直到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出逃，欧洲列强才不得不调和彼此之间的分歧，事情总算尘埃落定。但是各国对于这一方案的争论也许至今还没消停。

普鲁士表面上认同其他大国，其实却不然。首相哈登贝格与奥地利交好，国王则完全听从亚历山大。然而，普鲁士有着强大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一运动更确切说是德国的，而不纯粹是普鲁士的，所以德国其他地区的很多人对其抱有同情。1806年之后，普鲁士着手推行改革，只要拿破仑许可。爱国的首相施泰因因为改革而惹恼了拿破仑，被迫远走他乡，在维也纳会议期间效命于亚历山大。普鲁士的军队对德国有感情，对法国却充满仇恨。从路易十四时代起，德国西部由一些弱小公国组成，它们只能任由法国摆布。普鲁士在腓特烈大帝治下曾经成功地对抗过路易十五，后来却没能抵挡住拿破仑。因此，所有爱国的德国人内心都非常清楚，要在未来防范法国的入侵，德国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统一，但是顽固的太子党一再对统一计划设置障碍。

至此，爱国主义情绪和对法国的仇恨结合在一起遍布德国整个知识阶层，尤其在年轻人中间形成一种支持普鲁士的情绪，形成了德国对抗法国的强大堡垒。当然，这种情绪与正统原则是不相容的，并会导致弱小公国一直孱弱下去，最终削弱德国的实力。因此，德国的爱国主义者不得不推行某种程度的变革。德国政府对这种爱国主义抱有一定的怀疑态度，普鲁士政府亦是如此，当然，普鲁士还是鼓励这种爱国主义的，只要它有利于普鲁士。反对小国君主的斗争给日耳曼人的民族主义运动增添了民主色彩，使得普鲁士国王在1813年运动高潮期间答应制定宪法，作为民众斗争胜利的回报。而腓特烈·威廉必须使民众对于这一承诺的兑现始终保持乐观，直至他靠着自己穷兵黩武的政策在这场战争中捞得盆满钵满。但他必须谨慎处置，以免惊扰其他独裁者。当然，在滑铁卢战役之后，宪法一事已鲜有人提及。

德国的新爱国主义者对于塔列朗出现在维也纳感到惊讶。塔列朗承认，当年法国的所作所为就像个傲慢无礼的征服者，以盛气凌人的姿态要求被征服者有所进献（这是拿破仑的作风，让被征服者为他的战争买单）。所以现在大家对《巴黎条约》的温和感到愤慨，正如塔列朗所说，“大家已极为厌倦从慷慨中获得的乐趣”。德国的民族主义在塔列朗看来就是雅各宾主义。他说，雅各宾主义的信徒不是中下阶层人民，而是最上层、最富有的贵族，他们的同谋还有大学人士以及被他们的理论蒙蔽的年轻人，他们强烈谴责德国分裂成一干小国。“德国统一就是他们的口号，他们的宗旨，他们的信仰，最终发展为一种狂热，这种狂热在那些小国君主们执政时其实就已存在。”他认为，德国的统一在法国拥有莱茵河的左岸和比利时时对法国构不成威胁，但现在形势对法国非常严峻。因此他的任务就是反对一切统一德国的企图，而在这方面，正统原则恰好有用武之地。出于对普鲁士的恐惧，梅特涅与塔列朗站到了一起。

普鲁士对于这个民族主义新原则的拥护有些三心二意，在久经沙场的外交家看来，这个原则令国家充满了爆发革命的危险，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些外交家是错的。塔列朗形容为“雅各宾主义者”的德国爱国者通过一场运动直接把这个国家拖进了一战，事后回想起来，这场运动有着一种虚假的必然性。维也纳会议期间，德国爱国者走在了时代前列，但是从1848年起，他们的观点日益影响了整个世界。

德国民族主义的新学说中包含着各种截然不同的元素，其中有纯粹的德国元素，即坚信德意志民族具有崇高的美德和阳刚之气。这个新学说主张国家的边界就是民族的边界；信仰民主，即人民有权选择自己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所有这些都是1815年的正统原则所不容的。

在1814年拿破仑倒台之际，沙皇在法国问题上曾经支持其国民对本国政府组织形式的选择权。根茨阐述了奥地利政府的观点，他说，如果允许法国任命世袭君主之外的人来统治，就意味着“认可了一个原则，即人民将决定是否接纳目前当政的君主，这一原则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很难理直气壮地宣之于口的，这种人民主权原则是所有革命制度的支柱”。

国家的边界就是民族的边界，这一主张必将遭到奥地利的抵制。如果这个原则最终获胜，弗兰茨皇帝的一小部分领土将被并入统一的德国，加利西亚将成为再度统一的波兰的一部分，波希米亚和特兰西瓦尼亚则会独立。民族主义将导致上述一切在一战开始后陆续发生，当然，对德国有利的领土除外。因此，奥地利政府反对德国的民族主义就不足为奇了。

认为德意志民族具有崇高的美德和阳刚之气，这一信念来自德国与拿破仑作战期间，尤其是1813年的战争。这场战役在德国史上的地位，一如西班牙无敌舰队在英国史中的分量，亦相当于解放战争在美国史中的影响。1813年时，德国年轻一代以及被他们视为引路人的老一代，都与世界大同的思想无关，并且从各个方面反对18世纪的古典主义。德国的浪漫主义运动(5)不同于英国的，它与现实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提出了可以实现的理想，事实上这些理想已在俾斯麦手中成真。在浪漫主义运动期间，德国人满怀激情地赞美它，甚而超出了理性的范围。雪莱赞美希腊人对土耳其人的反抗，西班牙人对波旁王朝的反抗，但德国浪漫主义者赞美布吕歇尔，一个神一样的坚毅的人，这位传奇人物在德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恰如德雷克之于英国人。

既然布吕歇尔是德国的民族英雄，那就值得我们花点时间来分析一下他的性格。他是个伟大的战士，狂热的爱国者，国王忠实的仆人，他的宗教信仰真诚而深邃。他对法国的态度遭到了道德上的责难，当滑铁卢战役还在进行，这个态度是对是错仍不明朗时，他写道：“我希望这场战争这样结束，即在未来法国将不再对德国构成威胁，阿尔萨斯和洛林必须交还我们。”对此，19世纪德国著名历史学家特赖奇克称布吕歇尔为“最高尚的世界主义者”，说他拥有“不顾一切的忘我精神，这种精神只存在于德国的理想主义之中”。

1815年，布吕歇尔军队里的萨克森人发生哗变，他对这件事的处理很好地反映出了他的性格。当时，萨克森的领土部分归还了萨克森国王，部分划给了普鲁士，如此一来一部分萨克森军人就要加入普鲁士军队。出于对自己的国王和国家的忠诚，一些萨克森军人拒绝听命于布吕歇尔。最终，布吕歇尔以极端手段镇压了叛军，然后在给萨克森国王腓特烈·奥古斯特的信中这样写道：

陛下，

您早先的行为已经对您统治区域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它是德国极为重要的一块领土。

您随后的行为可能导致您治下的这个地区蒙受莫大的耻辱。

在腓特烈和普莱斯堡地区组织的兵变已经爆发，而这一时刻全德上下正在抗击共同的敌人。这些罪犯公开宣称拿破仑是他们的保护人，导致我这样一个在军中服役55年双手沾满敌人鲜血的人，不得不第一次在自己的军队中大开杀戒。

从附件中，陛下可以看到迄今我为保住萨克森的荣誉所做的一切，但我的努力到此为止。

如果您无视我的意见，我将不得不以武力恢复秩序，虽然这样做我不无痛苦，但我将听从我的良心和使命感，如果有必要的话，即便剿灭整个萨克森军队也在所不惜。

终有一天，在上帝的审判席上，已经抛洒的鲜血会面对对此负有责任的人：在万能的主面前，我所下的命令与上帝准许我下的命令完全一致。

陛下想必清楚，一个73岁的老人在尘世间已别无他求，唯愿真理的声音被人闻知，人间正道得以畅行。

为此，必须将此信呈送陛下。

布吕歇尔

写于列日的司令部

1815年5月6日

布吕歇尔表达情感的方式也颇为奇特。在他的妻子过世时，他看了看遗体说：“是啊，如果蟾蜍的美可以用鬼来形容，那她给人的感觉就像一千个鬼。”类似的表达他在评价梅特涅时也用过。那是滑铁卢战役后，他和他的骑兵占领了拿破仑在圣克劳德的宫殿，在长廊上他说：“这个人所做的一切足以证明他是个十足的傻瓜，只会跟着莫斯科跑。”这个“十足的傻瓜”令布吕歇尔大失所望，不仅听任拿破仑被轻轻松松放逐到圣赫勒拿岛，还试图将他置于死地。威灵顿与这个计划毫无关系，6月28日，当拿破仑仍然逍遥法外时，威灵顿在一封信中写道：

巴黎人认为雅各宾派会将他（拿破仑）交给我，相信我会救他一命。布吕歇尔写信要我处死他，但我告诉他我反对这么做，并且强调对拿破仑的处置应由各方协商。而且出于私交，我劝他不要介入任何愚蠢的处置行动——由于他与我在此事中的角色太过重要，并不是合适的执行者人选——我的态度非常明确，如果各国君主想置他于死地，最好另请高明，恕我难以从命。

如果人们还记得在一战结束时商议绞死威廉二世的事，还记得当时民众的情绪和那些政治要人的演讲，就一定会意识到1815年的普鲁士在世界上是多么强大，同时也意识到像普鲁士公爵这样的顾虑重重似乎传给了下一代。

无论人们对19世纪初与德国文艺复兴运动相关的政治思想作何评价，都必须承认，以个体对文化的贡献而言，当时的德国领先于全世界。康德和黑格尔，歌德和席勒，都是同时代的非德国人难望项背的。事实上，康德和歌德的伟大某种程度上应归功于源于德国民族主义的自由精神，但他们身上的一些最可贵的品格却让后世的德国民族主义者感到遗憾。康德敬仰卢梭，推崇法国大革命。他写过一篇论文，鼓吹一种被特赖奇克称为“温和的永久和平的理想”。至于歌德，耶拿战役的枪声激起了他的哲学热情而不是爱国情怀或个人情感，后来他偕同法国人亲临战地，良心并无不安。康德和歌德是一代伟人，但他们不喜欢为德国民族主义所用，而在他们之后的大多数德国伟人都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怀，这也并非毫无理由的。从拿破仑倒台到一战爆发，这段期间德国在科学乃至几乎所有的学术领域都雄踞霸主地位。1815年的德国不仅在科学领域，而且在许多其他方面，都领先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一百年的光景。正如特赖奇克所言：

这是马丁·路德时代以来的第一次，德国的想法再次塑造了世界，当时的人们比以前更愿意接受改革思想。唯有德国彻底超越了18世纪的世界秩序观。启蒙运动的感觉论让位于唯心主义哲学；理性世界被浓重的宗教情感占据；世界主义被民族问题先行所替代；自然权利为各国的生存发展意识所替代；以前公认的艺术规则被自由的诗歌所取代，后者像源于灵魂深处的自然力量一样鼓舞人心；精确科学的优势被新的历史美学文化所替代。通过三代人，尤其是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诗人的努力，新思想在全世界已渐臻成熟，但各邻国一直以来只是独自享用这些思想，直到今天才终于遍布世界各地。

特赖奇克又指出，恰在同一时期，教皇再次引入宗教裁判所和禁书目录，并宣布各《圣经》公会所从事的是魔鬼的工作，与此同时，在王政复辟的法国南部，“天主教暴徒袭击新教教徒的住所，杀害异教徒，叫嚣着‘要用加尔文的血做黑布丁！’”。

政治家们齐聚维也纳会议，这些开明的有教养的人对于那些野蛮行径毫无作为，反倒被德国的新思潮吓坏了。尤其是梅特涅，他竭力把德国困在18世纪的秩序中，在1848年之前成功地压制了这个国家的自由主义思潮。

维也纳会议是18世纪的基调，而凭空出现的德国以民主国家的身份奉行民族主义似乎是属于后世的东西。至于会上讨论的另一个问题，即奴隶贸易，也同样没有下文。这一由英国提出的议案使19世纪的慈善事业应运而生，但其他大国以彻头彻尾的犬儒主义观点来看待它。在英国，废除奴隶贸易的舆情势不可挡，无论卡斯尔雷自己作何感想，都不能无视废奴运动支持者威尔伯福斯和克拉克森的存在，对窗外事充耳不闻。英国废除了本国的奴隶贸易，并极力劝导其他大国承诺在5年内取消自己的奴隶贸易。令塔列朗之流感到惊讶的是，英国政府愿意提供领土或现金这类可靠的抵偿物以保证各国实现承诺，而对拒绝取消的国家可能会进行不太友好的贸易制裁。下面这封卡斯尔雷写给英国驻马德里大使的信，非常典型地表达了这一意图：

圣詹姆斯广场，1814年8月1日

尊敬的阁下：

……你必须对西班牙政府施压，以便助我们废除奴隶贸易，舍此我们别无他法。不过，我们愿意相信西班牙会为此全力以赴。我相信，没有哪个村庄不遇到奴隶贸易问题，不希望废除之。议会两院应该承诺施压于奴隶贸易，大臣们在制定政策时必须由此出发。尤其重要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不应该在此问题上与整个欧洲离心离德，如若不然我们可能会下令禁止进口它们殖民地的产品。因此在敦促法国承诺5年取消的同时，也请大家劝说拉布拉多（西班牙出席维也纳会议的代表）这样做。

至于在北线立即取消的问题，如果你不能将奴隶贸易限制在洛佩斯角或洛佩贡萨尔维斯以南地区，请限制于福莫苏角，或者这三个点向西移一点到海岸角堡一带；但限制在洛佩斯角以南最为理想，装载货物的轮船一旦从那里出发，沿岸地区会立即享有自由。

你也许会想到在我们主张取缔之前，西班牙本身并无奴隶贸易，现在看来，它引进奴隶，很少是真为了应其殖民地之需。它们贩运的奴隶绝大部分先是运往古巴和波多黎各，然后转运美洲各地，最后无视美国法律走私到美国，主要目的地是密西西比。可见，共享搜寻权对于监督是否滥用法律是非常重要的。

英国对奴隶贸易的态度反映出一种古怪的心理，因为那些竭力主张取缔的人似乎反对任何减轻英国工业化恐惧的尝试。威尔伯福斯之流准备在童工问题所作的唯一让步是，孩子们应该有时间在星期日学习基督教教义。对英国儿童他们没有怜悯之心，对黑人却满腔同情，对此我不在乎人们怎么解释，因为在我看来他们不过是怀有一种令人讨厌的愤世嫉俗。但这一事实是值得注意的，这是人类情感复杂性的明证。

直到1919年，人们才普遍认为维也纳会议是失败的，当然，如今的世界已经创下了失败的新高。维也纳会议尽管有其缺憾，但在两个重要方面的决定是值得欧洲感激的。首先是对法国的宽容。确实，百日之后，大家感到有必要再严厉些，所以要求强制赔款，并让盟军在法国占据重要岗位。但没过几年，赔款付清了，军队撤离了，法国就再也不会感受到面对胜利者的漫长痛苦了。

欧洲从维也纳会议得到的第二个益处是建立了一个国际性政府以维护和平。事实上，这一政府是临时性的，所施行的措施也很糟糕。然而，在23年的战争之后，它给了欧洲一个喘息的空间。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和英国——后来法国也加入——同意不时会面以处理国际事务。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由于这样的安排，之后39年里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

* * *

(1)　下台后的拿破仑被送到厄尔巴岛软禁。1815年2月，有亲信来报说巴黎有人准备以政变推翻波旁王朝。拿破仑觉得时机已到，趁看守休息，率领千余名官兵逃离该岛。——译注

(2)　一度被法国驱逐，后成为荷兰国王。——译注

(3)　人们怀疑亚历山大参与了弑父，其父为保罗一世。——译注

(4)　有以希腊文写成的《沉思录》传世，被称为“帝王哲学家”。——译注

(5)　18世纪末及19世纪初西欧掀起的文艺运动。——译注

第二章 维也纳会议

第二章　维也纳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