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访问记录（3）

《钟伯毅、邓家彦口述自传》第五次访问记录（3）,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犹忆此事发生之前，某次余在南京出席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蒋公主席、刘文岛致辞，宣布桂系罪状，指责桂系“犯上作乱”，大声疾呼，力主“应予讨伐”。此为余首次听到“桂系”之名称。该次大会终通过讨伐桂系之决议案。

刘芦隐所主编之《三民主义半月刊》曾刊载文章，对于此次冲突，记载颇详。

民国二十年秋，“九一八”事变作，外患日亟，中央号召团结。李任潮乃得获释。蒋公于任潮恢复自由之后，即设筵款待，余亦应邀作陪。

二十七年，李获发表为训练总监。初，中央委员会上讨论各院部负责人选。伍朝枢极善词令，坚决推辞司法院院长之职，并表示愿就任海南岛督办。结果乃推居正暂代司法院长，王亮畴任司法行政部部长，同时有提议任李济深为训练总监者。时李未在场，余即立起表示：“任潮未必愿就此职，如必欲畀以职务，似宜任彼以实际负责之工作，而不必为此等空名高位。”然中央仍发表李为训练总监，李终接受。

（四）对于李济深之评述

辛亥以前，胡汉民尝任梧州中学总教习，李任潮适在彼就读，故为胡之受业弟子。任潮后入陆军大学，毕业后供职陆军部。伍冠祺（庸伯）曾在陆大任教，与邓铿交厚，任潮赖伍之荐介，得入佐邓铿幕，且升任邓铿所部第一师参谋长。日后李即凭第一师起家，为广西人之在粤久驻者，故与粤人关系亦深。邓铿遇刺后，梁鸿楷出长第一师，李仍任参谋长，后得古应芬（湘芹）之奥援，以参谋长身份代理师长，统率第一师。北伐时擢升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余佐任潮时，彼已升为第八路军总指挥，如前述。

任潮待其上司、同事、下属均恳挚，野心不大，政治并非内行，但比李宗仁等等头脑清楚。北伐时期，任潮忠诚拥护蒋公，固为不争之事实。北伐告竟，彼犹筹款百万交与蒋公，则为余所经手者。任潮主持广州政治分会时，亦绝未组任何派系，“桂系”之名称实出诸宵小之猜疑。当时任潮左右如伍庸伯、张文（香池）、邓世增等，均主张支持南京。曾养甫奔走于蒋李之间，尤为出力。

抗战时期，某次在重庆余赴冯玉祥宴，任潮与焦易堂、彭养光（湖北籍国会议员）等数人均在座。席间彼等传阅报上所载宋庆龄反对蒋公之宣言，余拒不置阅，彼等乃知余之态度，以后不再邀余参加矣。

民国三十六年，余在沪方准备第三次游美。李任潮在上海之住宅乃陈诚招待者，李常仆仆于京沪道上，与各方均有接洽。某次余适与之同车返沪，车厢中别无他人，余乃恳切劝告任潮，万勿轻信共党之谎言。并谓之曰：“无论私人恩怨如何，君为国民党员，有功于党国，今如投共，则牺牲个人之光荣历史矣。”任潮则答余曰：“余并未投共，仅与若辈有所来往而已，与余个人历史无伤也，余仍为革命党员。”任潮之态度甚顽固，且牢骚满腹，曰：“君不见南京如此待我?令我坐破汽车。一切要求均置若罔闻，如此情形有何合作可言?”

任潮之家属与余素稔，尝央余劝阻任潮，盼其与共党疏远。余亦再三苦劝，然彼成见已深，家人与至友均无能为力。传闻彼在沪时，每日至旅馆中与共党分子秘密接洽。余虽同居，然彼朝出晚归，避不相见，未几余即去国赴美。

（五）余在沪被捕之经过

民国二十年夏，余方蛰居上海，养蜂自娱。一日，忽有法界巡捕、包探等多人拥至，询余是否邓家彦，余甫应诺，则已为械系矣。余急询，是否事出误会，包探告余，乃应中国政府之请，代为拘捕，随即挟余登车，驶赴法捕房。时张群（岳军）任上海市长，陈希曾任上海市公安局长，陈遣警察一人随法捕同来，谓系奉层峰命令。至捕房，余始知彼等所控余之罪名为“暗杀凶手”，交余之牌上书assassin字样，未容余申辩即押入地牢，拍照、按指印，换取囚衣，固以囚犯视余矣。如是者系狱达两周之久，同狱囚犯或询余所犯之罪名，余茫然不能答。

余系狱之后，赖余妻奔走各方，尽力营救。吴稚晖闻讯亦来探狱，甚表关切，对余极力安慰，并慨承奔走之责。以后余端赖稚老之力方得解危。公安局人员尝示余以公文一卷，以手掩卷，仅露一角，赫然“邓家彦”三字在焉。并告余“此乃江西发来密令拘捕之电报”。时宋子文在沪遭暴徒投掷炸弹，始终未能破案，乃有人密报余在上海法租界组织暗杀团体。时蒋公方在赣主持剿匪，闻报即电令拿办。然此等谣传，即宋子文本人亦未置信。余得此中原委后，即在狱中上电蒋公，有所申白。以后上海会审公廨提审时，余复向华方会审员申辩，曰：“余虽为革命党，但仅以文字宣传革命，而未尝抛掷炸弹，亦从未以手枪射人。”

法庭公审，多赖吴稚老与蔡孑民两先生之热心奔走，并承石超庸律师仗义为余辩护。超庸亦桂人，今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郑毓秀女士娴法语，亲往法捕房交涉，告狱吏曰：“邓先生乃孙逸仙博士之信徒，为革命志士，此次纯系误会”等语。因此狱吏对余改容，余在狱中差得优待。后吴稚老亲电蒋公，力白余之无辜，请求保释，余之冤狱，始得水落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