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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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下来的时候，给我们拨了两千块钱交给了大队，就是解决住房的。后来大队就在修配厂的对门，马书记家的屋子前边，给我们盖房。那块地方很大，原先说盖三间，后来盖了七间，分给我们住三间，另外的四间给队里办公用。可是我们看了以后，觉得那个地方太闹，太嘈杂，还有高音喇叭，离得很近，我们不太满意，不愿意搬。大队也同意了，说另外给我们找个地方住。当时丁玲和我的想法，都没有打算在这个地方长久居住，还是想将来找机会跟儿女住在一起，这样照顾起来方便，所以对于找不找房子搬不搬家都无所谓。
后来，大概是1976年底的时候，有一个保管员告诉我们说，有一处房子，你们想不想去看看，我们说那就去看看吧。那是一所大宅院，就在我们原来住的房子的后面，有三间房，前边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还有几株苹果树、核桃树，那家原来的房主是老两口，都死了，有两个儿子，一个在东北，不回来，小儿子在市里文工团工作，将来也不想回村子里来了，所以就想把这个房子卖掉。现在房子空着，大队当储藏室。我们看了，对这里的环境很满意，我就去找到大队的干部说，你们别给我们盖新房了，我们不会在这里久住啊，我们还是要走的，就把那三间房给我们修起来，改成五间，两头一边接一小间，再把前面的院子给我们拾掇拾掇，我们就住这个地方，这样，不需要太多的木料，也不费太多的钱。大队当然高兴了，就派人把这个房子给我们修缮整理了一下。
我们原来的房东有一个是看风水的，听说我们要搬过去，就说，哎呀，那个房子的风水不好，大门对着后墙，后墙角上是个缺口，气都跑了。还说，你们老俩口住过去不安全，遇见小偷强盗就麻烦了，不如住在我们这个四合院里好，人多，安全。我们跟他很熟了，我就和他开玩笑，我说，这里气不好，我们都是有晦气的，现在对面是个缺口，大门正对着那个缺口，我们的晦气就从那个门走了，挺好的。我又说，至于安全问题，我离你们的后墙很近嘛，将来我们想办法，从你这个后面搞一个通道，把咱们两家连起来，就没事了。其实我们的考虑是，如果万一有坏人进来，他要什么就拿什么就是了，我们本来也没有多少东西。
过了半年多，到了1977年8月，那个房子修好了，在原有的三间房两边又加盖了两间，那里环境很好。我们把原来借住的那两间房子还给人家，从原来合住的那个院子里搬出去了。我们搬家的时候，还是那个说风水不好的男劳力，和我们同院的另外两个男劳力一起帮忙。这样，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我的五妹陈舜芸，还专门从北京来嶂头村住了10天。我这个妹妹很能干，善理家，我们在北大荒的时候，需要衣物，经常找她帮忙。这次她来嶂头村，帮我们把新家安顿好才走。后来在北京，丁玲晚年病重病危的时候，她总是来帮着照顾。
这五间房子都是北屋。中间的三间，两间作我们的活动室，平时我们两个人吃饭、听广播、看电视、接待客人什么的；一小间作我们的卧室，同时也是写作的屋子，当中放个小桌子、椅子，两边一边一个铺，就占满了。墙角上生个火，这个火炉烟筒从天棚上一直伸到外面的客厅，客厅里就不用烧火了，再从客厅外面通过去，一直伸到厨房。我那个炉子是两个炉口，一个可以坐水，一个可以烤，等于烤箱一样，烟筒可以开关，可以调节大小，煤是现成的，不用时可以封住炉子，一天到晚我们有的是开水喝。有了苹果，搁上两个苹果，热的苹果挺好吃的。新接出来的两间小房子，一间做厨房，另外一间，准备将来请个阿姨住那边。阿姨住的小间下面有个地窖，是我自己挖的，冬天可以储藏点白菜、土豆和水果啊。什么厕所，卫生设备，都尽可能搞得像个样子。房子弄得挺好，原来的窗户小，现在改大了些，又是玻璃窗。
我们自己在园子里也种点菜。有那个园子我干吗不用呢？我种了山药，老丁有糖尿病，吃山药好呀。我们养了14只母鸡，一个大公鸡，老丁过去在畜牧队养过鸡。我们买了铁丝网把它们围起来，铁丝网通往这边的破房子，墙角底下给它挖个洞，鸡要下蛋就到里面去下。我们那个厕所通到外面的公共厕所，里面用砖头砌起来，可以用水冲。大队在山顶上搞一个水库，从那个水库通管子一直通到下面来，等于村子里有自来水，我们的新家就在马路边上，有一根管子通到家里来，我装在水缸里头，所以用水也很方便。我们是长治久安呐，想在那里长住下来了。我们两个身体搞得挺好的，又不多花钱。
村子里有一个进城掏大粪给大队积肥的社员，叫安子。嶂头村有个政策，长治市里的粪都归他掏，掏了之后交给大队用。我们和这个人的关系也处得非常好。我要进城的话，有时就不骑自行车，就坐他的拉粪车，搭他的车就去了。这个人很朴实，他几乎每天?进城的，那时掏大粪是用粪桶，粪车外面还是干净的。他一出去就带个筐子，搁在桶子上头，自己拎一把铁锨跟着车走。他有的时候也坐在车上，但坐的时候很少。从嶂头到长治城里大概有20多里地，他一边走，见到马路上有粪就铲起来，装在筐子里，所以他一方面掏大粪，一方面拾粪，拾的粪是自己的。我看这个人的劳动习惯很好，过年过节我就给他送春联，人家说他给自己捡粪，要割他资本主义尾巴，我就给他送春联，说他每天要走多少路，每一步都是走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我在队上还是有点影响的，所以这样我们俩的关系搞得非常好。我要种菜，他有时还留点粪给我。让我不要上化学肥料，要上有机肥料。他家里喂了羊，我吃他们的羊奶，一碗羊奶给他多少钱。
我们和村子里的老百姓关系处得很好。丁玲在宝泉岭农场的时候，她搞邻里服务站，给那些知青、光棍缝补衣服，丁玲动员家属、妇女，组织她们去做这些事。到了嶂头村，她岁数大了，还要在家里写东西，就没组织这些，但还是很关心群众的。有一个妇女患了直肠癌，做了手术，我们都常去看她的，给她些支持、鼓励，也是交朋友，我们都是平等的嘛。人家死了人我们也去。有一个烈属，家里的棺材都准备好了，我经常买点东西去看看他。我们在农村的关系，老百姓都看得见，都放在心里的，所以我们走的时候，他们是热烈欢送啊。有个老太太，她的丈夫烫伤了，要借几块钱，我借给她了，借了我当然不想要她还了。但是等到我们要离开嶂头回北京了，这个老太太怎么也要把这个钱还给我，我不会要她的，但是不要不行。
丁玲要打针了，我找公社的一个医生，这个人文化高一些，打得比较好，可是他家里刚刚出了丧事，我去找他，他说，我去打针没事，可是我家里刚刚出了白事，去了恐怕你们的房东会有意见的。我们有两个房东，一个就是那个看风水的，另一个是转业的。看风水的说没有问题，让他来就是了，可是那个转业的却说这样不太好。他不同意，我就不管了，看风水的都没有顾虑，你这个解放军还反对什么？我就照样找医生来了。本来我们和房东关系都很好嘛，我们带着孩子们排队去看戏，就是带他们的孩子啊。我要把煤和泥巴混起来做煤球煤饼，我弄不好，都是他们轮流帮我弄，所以我们的生活很安定。要吃豆腐，经常有骑自行车来卖的，知道我们喜欢吃，一来总是敲我们的门，后来搞得丁玲有些恼火。有一个老太太，经常给我们送七八个鸡蛋来，我们收下鸡蛋，当然要给她一点钱，下回她又拿来几个，我再给她钱。我们的钱坐在炕上吃也吃不完，我129元，丁玲80元。
丁玲去世之后，我又去了一趟嶂头村，我们当年住的房子还在，房东的孩子去住了，当然不像我们在的时候搞得那样干干净净。丁玲曾经送给一个人一块小方巾，他还拿出来，说这是你们在嶂头时给我的纪念。老百姓还想着我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