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遭难（2）
《我与丁玲五十年》“文化大革命”遭难（2）,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秋天，我吃辣椒炒玉米粒，炒毛豆，吃得犯了胃病，疼得三天不能吃东西，当时正闹武斗，农场的医生白天都躲起来了，不敢出来，怕挨打，晚上才出来看病。我住的地方离医院还比较近，晚上我就去找医生，医生说，这里看不了，你是不是到萝北县医院去，那里医疗条件好一点。我跟医生比较熟悉，关系也还不错，就问县医院是哪一派掌握着啊？他们说是革委会掌握着。我说那我可以去。到县医院得坐汽车，第二天一早我就出了门，我那时很难哪，因为武斗厉害，我要是去住医院，丁玲一个人住在那间七平米的房间里头，打水怎么办？井口上结着很厚的冰啊，我不能让丁玲去打水呀。可是我现在有病，得看病啊。我把照顾丁玲的事情，托给另一派对立的人，我们关系都不错。我说我要走了，请你们照顾老丁啊。他说你放心走吧。我一出门，碰到另外一个工人，姓梁，他一看到我，说，几天不见，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你现在到哪里去呀？我说我要去县医院。他说，我用自行车带你走。一般的人不敢这么做，他是工人，才不管呢。他就用自行车带我去了长途汽车站，看着我买了票，他才走。他还跟我讲过，老陈啊，只要王震不倒台，你们就不会有事的。
我到了萝北县医院。宝泉岭农场医院给我写了介绍信，县医院的人也是革委会这一派的，我觉得他们可靠，就托他们带两封信给萝北县文工团的两个人，一个姓张，一个姓李。为什么呢？我出来没有带钱，我就告诉他们，说我来了，请他们过来。第二天，这两个人都来了。我让他们俩想办法给我借50块钱，结果第三天他们就把钱给我送来了。我在县医院吃了钡餐照透视，一查，说我是胃下垂。我说行啊，我知道了，因为在1938年我就查出是胃下垂，许多年没犯，这回犯了。我知道了是这个病，就要回去，我不放心家里啊。医院给我打了许多葡萄糖，看到我太瘦了嘛，一查没有别的什么病，就是胃下垂，我就出院回去了。
后来就搞武斗了，斗得很厉害，我跟宝泉岭场部的支部蔡书记讲，哎呀，马上又要武斗了，怎么办呢？能不能到外面去呀？他就说：“你说吧，你要去哪里？我们（指他们那个派系）的关系在铁路上一直连到南叉，连到去往哈尔滨的那条线，看你想到哪里去？”我说不是我走，是丁玲得走。他说丁玲没有办法，她已经定性了，我不能管。他害怕放走了丁玲要担责任。
1967年冬天，汤原农场来了红卫兵，一清早就把丁玲从家里揪走了，天还不太亮呢，等我追出来，不知道丁玲被揪到哪里去了，我就跑到指挥部去问。指挥部几个值勤的正好出来打球，看到我就问，跑到这里来干什么，还要挥拳打我。有人就赶快推我走。我回家的路上，又碰到那个姓梁的工人，我告诉他老丁被揪走了，我想去指挥部找她，可是进不去。他说我带你去。他也是那一派的，就带我到了指挥部里。指挥部的人都不告诉我，他们说，她一个右派能跑到哪去啊？想去投苏修啊？那时传说从我们家搜出一本世界地图，说我们想逃跑，去苏联。从指挥部出来，碰到指挥部的一个头头，过去是党委的干事，我就问他，丁玲被揪到哪里去了？他说可能是被揪到汤原去了。我说那我想去汤原看看。他说应该去看看，岁数大了，去看看吧。我们在农场，人缘都挺好的。后来那个姓梁的工人用自行车把我驮到了汽车站。
丁玲是一早揪走的，我是晚上坐火车到了汤原农场，在火车上还碰到了别的农场的几个人，他们要去汤原农场的中心医院，不认识路。下了火车，我说，你们跟我走。那时已经是晚上了，我们走了一条小路，路上有哨兵，看到我带了几个人，就喊：站住，过一个人来！我就走到前面去了，一看，都是老熟人。他一看，噢，是老陈哪。我就问他，老丁是不是到你们这里来了？他说，是啊，在我们这里啊。我说，那好啊，那我就放心了。这些人都是武装排的，都带着枪。我就告诉他，这几个人是哪个农场的，他们要到中心医院去看病，让他们走吧。他就让那几个人走了。我就到了他们放哨的帐篷里。寒暄之后，他们说，现在天已晚了，等到天亮你再去看老丁吧。我就在炉边烤火，一边向他们打听一些熟人的情况。等到天亮，他们就把我送到指挥部去了。
可是到了那里，还是不让我见丁玲。武装排的排长原来就是我那个生产队的，他是1958年山东来的支边青年，那时他想回老家接老婆、孩子到北大荒来，没有路费，问我借。我很支持，因为一般支边青年并不安心，只想呆一段时期就回去，或者挑一个赚钱多的地方，比如到林场去，而他只想在这里安家，所以我就借了钱给他。回来以后我还去他家看了他的小孩，小孩很瘦，躺在炕上。以后我也没催他还钱。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揭发他，说他向我借过钱。他很大方，说是啊，我是借过他的钱啊，他也没要我还，我一个工人，我家是贫农，我又不求他什么，我回家搬家嘛。现在他看见我，说哎呀，上面有命令，没办法，上面的意思你们俩不要见面，老丁在这里，你放心吧，你们俩在我们这里都有威信，不会有人动她一个指头。我说，那好，我就不跟她见面了，你告诉她我来过了。他们告诉我，第二天斗争汤原农场原来的场长，要游街，丁玲陪斗、陪游，站在汽车上，不让我见面。监督她游街的，是她原来工作过的畜牧队一个工人的弟弟，扫盲时丁玲还教过他。在那种情况下，我没见到丁玲。那是我第一次去汤原。前后我一共去过三次，第三次去汤原时，才见到她。
后来宝泉岭农场一个造反派，还是转业军人呢，是个愣家伙，我们管他叫二虎，“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叫他二虎他没有意见，这时叫他二虎他却火了。他跑到汤原去了，要审丁玲，打了丁玲嘴巴，那手多重啊！汤原农场的红卫兵在那里盯着呢，就告诉了武装排的人了。汤原武装排就派人进去，说，你问完了没有？问完了我们还要问呢。走，跟我们走！这样就把丁玲叫出来了。他们还到他们的司令部去汇报说，宝泉岭来的是什么造反派啊，完全是土匪，造反派有造反派的纪律呀，怎么跑到这儿打丁玲呢，你要打她你回去打。这样，汤原农场就把二虎他们轰走了。
汤原农场开丁玲的批斗会时，工人们净给她评功摆好，畜牧队的一个技术员主持会议，以前丁玲很佩服他，他很有经验，到鸡场一看，就知道鸡有什么毛病，该吃什么药，丁玲经常请教他。所以一开会，他就给丁玲评功摆好，批判会开不下去了，就说下次再开，下次再也不开了。汤原农场有一个老工人，老雷头，山东人，丁玲在那里，他是看管监视丁玲的，对丁玲很好。有一次和丁玲闲谈，问起她可记得对他说过的一句话，丁玲说我可记不得了。老工人说我可记得，那天我正在缝衣服，你过来了，你说，哎呀，我今天没带眼镜，要是带了眼镜，我来给你缝。这个工人就记得这句话。
丁玲在汤原没受人身攻击，倒是宝泉岭的人回去打了丁玲。
后来我去汤原接丁玲回来，汤原他们也得做个样子，怕人家说是保护她。临走时他们给丁玲背上缝一块大白布，写上“大右派丁玲”。我们出来就穿上大衣，那时正是冬天，火车车厢里人也多。汤原的红卫兵送我们走。这个人是木匠，过去跟我们关系好得很，我们调离汤原农场的时候，畜牧队的队长还叫他给做了个大木头箱子，我们到了宝泉岭，这个箱子既当箱子，又当桌子。这个木匠担心宝泉岭的红卫兵还会欺负我们。丁玲在汤原，我在宝泉岭，这点不放心，所以我老想要她回来，希望两个人能在一块儿。可是回到宝泉岭，到了家一开门进去，我就有点后悔了。我想，丁玲在汤原不是挺好吗，我何必把她弄回来呢？也许丁玲在汤原还能得到保护。到宝泉岭我们不熟，呆的时间短啊，没有人保护我们啊！
丁玲是最早住“牛棚”的，1968年夏天，她就进了“牛棚”，进去了倒安静了。她进了“牛棚”不久，到了秋天，我也进了“牛棚”。住“牛棚”的时候，给我的生活费是15块，我是职工，丁玲是8块。我说这不对啊，我得找理由给丁玲增加生活费啊。找个什么理由呢？当时选民证都被他们撕了，介绍信什么的都没有了。我想出来一条，我说丁玲是公费医疗，公费医疗只有职工才享受。这样，造反派就去调查了，一查，丁玲的确是公费医疗，才给她增加到15块生活费。
丁玲关“牛棚”是个单间，有两个女将看着她。我们是个大间，就在丁玲的隔壁，上下两层铺。1969年春节，过年了，有的人可以回家过年，剩下几个不能回家的。我说，好啊，你们都有家可归了，替你们高兴啊。于是批斗我，说我说怪话。我说这不是怪话，是真话。我和丁玲说了，我们俩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家。现在我们俩都在“牛棚”，所以我们把“牛棚”也当做家了，那还不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