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旋延安（3）

《我与丁玲五十年》凯旋延安（3）,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我的胃病回延安后经常犯，一犯就得躺下来，每周几乎要躺倒两三天，医生也很难确诊。我曾经到中央机关的干部休养所休养了两三个月，休养所在一条僻静的山沟里，我好像是和沙英同志住一个屋子，当时，著名科学家高士其也住在那里，他是个很乐观的人，1928年就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细菌学硕士学位，1930年得病后回国，在南京中央医院任职，抗战爆发后，他带着病残的身子来到延安，尽管袭入他脑子里的细菌不断折磨他，但他总是带着笑容，说话十分幽默风趣。后来我担任休养员的党支部书记时，成为高士其的入党介绍人之一。高士其同志已经于1988年去世，但他的坚忍不拔、乐观向上的革命精神至今还策励着我。

到马列学院后，我在上海时有个同学，这时也在延安，他跟国际防疫学会的工作人员有些关系，能从那儿弄一两听牛奶给我，丁玲给我煮好后，从山上送到山下来，我住在山下的平房。我的胃病不适应吃小米，丁玲就把她的津贴省下来，到合作社给我买烧饼，她自己吃小米饭。

那时我们的关系很自然，傍晚总在一起散步，我心里也很坦然。对于爱情，我有自己的看法。在我们的关系朝前发展时，我也曾经有过犹豫，有一次，在太原国民师范一同参加军政训练班的同学廖井丹，从山西来延安挑选干部，我为了疏远与丁玲的关系，决定随廖井丹去太原，王玉清也决定和我一起去，中央组织部批准后，我们就搬出了马列学院。但是这时阎锡山开始反共，进攻新军（决死队），我们去山西的事情就搁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