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整风和审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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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1939年离开马列学院去了边区文协，吴玉章是主任，艾思奇和丁玲是副主任。
〖TP11.TIF，BP〗〖TS(〗〖HT5”K〗〖JZ〗1940年，陈明在延安〖HT〗〖HJ0〗〖HJ〗〖TS)〗1940年底，我离开留守兵团，洛甫同志调我去延安文化俱乐部任副主任。在文化俱乐部工作一年，洛甫同志对我的工作多有赞扬，1941年马列学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我又要求到中央研究院。研究院设有文学研究室、新闻研究室、教育研究室、政治研究室等等，我对新闻较有兴趣，就去了新闻研究室。罗迈（李维汉）是室主任，他下面有个秘书叫何定华，是位非党人士。我是党小组长。新闻研究室内部分工，有研究《大公报》的，有研究边区自己的报纸的。我们还集体去《解放日报》实习。
1943年在延安整风中间，中央研究院改为中央党校的三部。党校一部都是老同志老将军，林彪、陈赓、宋时轮等都在一部，丁玲这时也在一部。二部也都是资历较老的同志，三部是文化人，知识分子。以后又有了四部、五部。我是在三部参加审干的。
1942年2月，毛主席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4月，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这之后，中央发了22个文件，《整风文献》。每个党员学习讨论这些文件，对照检查自己，然后写“思想自传”，讲清自己的思想、历史，要从家庭出身、学校教育、社会影响等方面分析，写出思想的发展变化。当时我想，我是抗战之前主动跑到延安来参加革命的，家庭、父母都不要了，从大城市跑到陕北农村来，住窑洞吃小米，还有什么思想问题要交代？我不是因为婚姻恋爱来延安的，不是生活困难没有出路才来延安的，我是为了投奔共产党，寻求革命理想才来到延安的。通过学习和总结，我逐渐认识到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更加理解了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正确，使我在思想理论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指导着我一生的工作实践。
自我对照检查之后，还要开展批评帮助。当时中央研究院整风学习的领导人，实际上不是院长范文澜，而是罗迈（李维汉）同志，他同时兼任新闻研究室和教育研究室主任，那年夏天，他的痔疮病犯了，他忍着病痛，带着他写的检讨，从杨家岭过河到蓝家坪，给新闻研究室的10来个同志传看，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
这次整风是一次思想爬坡。由于我在新闻研究室，所以没有参加文艺整风。
1943年，整风转入审干阶段，7月15日，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报告，掀起“抢救失足者运动”。我和丁玲也被隔离了，我们无法互通消息。即使同时参加一个活动，因为有很多人在，也无法交谈。外单位的朋友、熟人也暂时中止了交往，偶尔碰面也就打个招呼，决不多谈。丁玲在中央党校一部、我在三部，整个夏天，我们不能单独见面，不能在一起说话，丁玲由于1933年在上海遭绑架那段经历，思想压力很大。这在她当时的日记中有记载：7月25日她写到：“夜不能寐，奈何！”8月12日她写到：“党终会明瞭我的。在八月不能搞清楚，九月一定可以，九月不行，今年一定行。我应该与平日一样的尽一个做党员的本分，那末生活着，那末工作着才对。我要极力设法使自己的问题搞清楚，使党明白我。我既然知道我是不能消极的，我既然知道消极是不对的，我就要极力努力使自己冷静。一激动我的头就剧烈的痛，头一痛便什么也不能干了。什么也不能想了。我何苦更添加一些罪让自己来受呢？”中秋节那天她想到了我，在日记中说：“夏：你现在在做什么，我知道你是在你们狂欢晚会中热闹的笑着玩着呢！我知道，你的心是不能为月饼弄甜的，你会想着我，痛苦的想着我！”感冒时她又想起我：“所以当我有病的时候我总是不愿意睡，总是愿意找点书看，或者有人来谈天，而曾经常常遭受你斥责说我不爱惜自己，不听话的事是有过的。然而现在我却不能不踡伏在被窝里，盖着所有一切能盖的东西，两边太阳穴里各有一个锤，有节奏的撞击着我的脑中央，每一个毛孔都感觉着冷和刺痛，我希望我能停止我的一切活动，我放心的睡着，希望睡熟去，我昏昏的好像是无知的睡着了，然而却看见了更多的东西，却亲历了更多的东西，我如何能使自己安静而舒服的睡着呢？”今天，当我重新翻看丁玲60多年前亲笔写下的这些日记，想到她当年所遭受的巨大压力，仍然禁不住心痛如绞，悲从中来。
审干结束后，有一些同志参加党校一部的路线学习，但这个学习班里没有丁玲，我估计丁玲的问题有点严重。听丁玲后来说，李伯钊当时叮嘱她：如果要把你分配到外地去，你可千万别去。李伯钊有内部斗争的经验。当时分配到外地去的人，甚至还有带枪的人监视着。彭真对丁玲很关?。她住的是一间破窑洞，挡不住风雪，住在她隔壁的是杨植霖，解放后当过青海省的省委书记，近年，有一次，延安文艺学会在人民大会堂组织晚会，中间休息时我去看他，向他询问了丁玲当年在中央党校时的情况。他告诉我，丁玲当时精神负担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