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佳节(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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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神秘的电话，是谁打给楼适夷的呢?三十年后，我才知道事情的原委。一九七八年秋天，我解除“监督”到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工作。一天下午，突然有一位身材短小的中年人来看我，他一见我，好像发现了奇迹般的，惊喜交加地对我说：“贾先生，你还认识我吧?我叫李平。”我看着他矮而发胖的身子，半秃的头顶，一时如坠五里雾中，愣住了。只能说出两个字：“你是……”他不无伤感地对我说：“怪不得你不认识我了，因为我们失掉联系三十年了。我就是一九四七年和你们一块住在吴淞路义丰里的三个小青年中的那个李平，任敏高中的同学。”他这么一说，我的记忆大门一下子被打开了。
原来，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七日我被国民党中统局特务逮捕时的住处，是在虹口区吴淞路义丰里九十一号的楼房；义丰里那时是一个日侨集中区，这个九十一号，每层有近十个房间，听说原来是一家日本旅馆，后来成了一个中日混居的大杂院。这里的居民，绝大多数是日侨。其中二楼有三个房间是《学生新报》的社址，与我们同时被捕的杜青禄同志，当时在日侨管理处混个小差事，他的单位在这里给他分了三间房子。他是一个单身青年，自己住在狄思威路(今溧阳路)一个朋友的亭子间里，他将这三间分来的房子，把它们作为《学生新报》的社址，因为他自己也是这个报纸的工作人员。后来报纸被迫停刊，青禄就将其中靠阳台的一间让给我们夫妇住。二楼楼梯口的一间，则借给段力佩同志住，老段这时是牛庄路上一个中学的校长；剩下的与我的住室相邻的那间，除堆了旧报纸外，由《学生新报》的小朱(上海法学院女同学)和《时事新报》的一位女记者廖某同住。这时，在二楼上另一头的一个房间里，住着三个单身小青年，除了此时此刻站在我面前的头顶半秃的李平外，还有小黄(名字已记不起来)和肺病已然到了晚期的刘兆文同志。他们三位原来是我妻子任敏抗战时期在四川上中学时的同班同学，因此在这里相遇后，就一见如故地来往起来了。这三位青年是抗战胜利后，在旧政协时代才从国民党集中营放出来的，由于长期监禁和酷刑，他们一起辗转到上海滩后，身体已极度衰弱，他们相依为命地过着清苦的生活，由小李、小黄当教员，共同养活卧床不起的小刘。我们被捕的那夜，特务到狄思威路捉来了杜青禄，再转到义丰里捉我们，同住的小朱和小廖同时被捕。特务还搜查了段力佩同志的家，碰巧那天他外出未归，所以幸免于难。
经过三十多年的岁月，李平来上海组稿(他是安徽一家文学刊物的主编)，才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发现了我。这时他对我说，在我们那夜被捕后，他们就逃出了义丰里，当夜给《时代日报》打电话，想报告我们被捕的消息，可是一直没有打通，非常焦急。第二天一早，他就和小黄去找沈钧儒老先生，沈先生听了他们的叙述后，很平静地告诉他们说，贾植芳夫妇和同住的学生被捕的消息，当夜他就知道了，是被中统特务抓去的，马思南路(今思南路)“周公馆”的辛志超同志当夜已用电话通知了《时代日报》，要他们发一条消息。沈先生说：“这方面的事你们不必再提了，倒是你们三个人的转移问题急需要解决。因为看样子，你们不能再在上海停留了。”后来，他们就到安徽胡明领导的游击部队去工作了。
原来如此！三十年前我们被捕的那个神秘电话，竟是“周公馆”打给楼适夷。这件事，过了三十年，我才从李平的口中弄清了它的来龙去脉。
解放前，上海有一家海燕书店，老板名叫俞鸿模，他和我在日本是同学。他是华侨，福建人，也是位作家，在日本出过一个小说集(书名《炼》)。他归国后在上海办了个海燕书店，这是个进步书店。抗战胜利后，胡风给海燕书店编了一套《七月文丛》，其中有我的一本《人生赋》，这是我的第一本小说集，一九四七年出版。那时我的笔名叫杨力，这个名字是胡风给我起的。我以前写文章都用贾植芳，写杂文和政治性的文章则随便署个假名字。胡风说，上海政治斗争情况复杂，还是用个假名字好些。我告诉过胡风，我母亲姓杨，胡风说那就叫“杨力”吧。他拿火柴头写了“杨力”两字，后来，这两字就印上了《人生赋》。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风声甚紧，海燕书店迁到香港。因上海还有些事务有待处理，俞鸿模又回到上海来办事，此时我已锒铛入狱，而我的妻子任敏那时已被释放。
胡风一见到俞鸿模，就把我入狱一年的事告诉了他，并且问他是否有办法救我出来。俞鸿模说，他认识国民党中央信托局副局长骆美中，骆美中也是留日学生，现在在国民党里有权。他说：“我们都是华侨，家里还有来往，我去和他讲一讲。”于是，俞鸿模就去为我奔走活动了。后来我听胡风说，俞鸿模曾说，那时国民党已经快树倒猢狲散了，他们的官员也要找出路，骆美中表示敢担保，但要俞鸿模对他说清楚贾植芳是不是共产党，俞鸿模对他说：“贾植芳只是写写文章，我看他不是共产党。”骆美中说：“他是共产党我也敢保。”过了一天，俞鸿模就?复胡风：“我对骆美中讲了，骆美中给中统局局长季元溥写了一封信，让任敏去拿，再送给中统局，估计没有问题。”任敏去拿了信，立即送到上海中统局本部。她也在这里关过近三个月。
一天下午，我在监牢里正坐得昏头昏脑，监牢警卫叫道：“贾植芳，你出来!”我以为又是提审，他说：“你走吧，你还有什么东西?”我说：“啥也没有，就有一根皮带和一顶帽子在你们这里。”他说：“给你拿来了，你在这里先歇一歇。”
和我同监的有两种人，一种是知识分子，一种是工人，我在里面教工人文化，还教那些小知识分子英文。在国民党监牢里教教这些还可以。这些“犯人”里有一个小张，是永安公司的工会主席。我在狱中被关押了一年多，身上没有一文钱，已被关得头昏眼花，这小张对我说：“你拿上这一百万元法币，我们有钱，我们有工会，你出去得花钱，雇个车什么的。”我接下这一百万元法币后，一个做特务的看守送我出去。监牢离大门还有很远一段路。我以前和他聊天，他是个高中学生，找不到工作，因为认识这里中统局行动队的一个王队长，来这里混饭吃，看守犯人。走到大门口，我对他说：“你看管了我半年多，我有句话对你说。你看作是人话，你就听；要是你认为不好，就当我放屁。你年纪轻轻的，这碗饭不是人吃的，你找点别的事干干，换碗饭吃吧。”他对我说：“贾先生，你的话我记着。”
出了大门，我在旁边的一个小烟杂店买了包“大百万金”香烟(相当于现在的飞马烟)，花掉三十万元。然后，雇了一辆三轮车到我伯父商行在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路)的办事处，那里有个掌柜的，我就在他那里住下，后来又把任敏找来，在这里我深居简出。有一次我在附近马路上，突然碰到一个我在监狱里见到过的特务，只见他喝酒喝得脸通红，他看到了我，还站下来瞪了我好一会，好像事出意外似的。为此，我只得赶紧找地方搬开，因为我怕给伯父掌柜的再带来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