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社会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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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春，我到了日本，这年九月考入日本大学经济科，后来进入社会科专修班，师从园谷弘先生学习社会学，我和社会学的关系，可以说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我原来准备是学经济学的，后来为什么转学社会学呢？首先是因为我原来的主要兴趣是搞文学创作，我想学点儿社会学专业知识，以便从中得到观察、分析、描写和反映社会生活的理论导引。其次，我来日本的真正兴趣并不是“为读书而读书”的，而在于从事“政治避难”。当时的中国面临的是严重的内忧外患的局面，救亡图存意识可以说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共识。我来日本以前，就因为积极参加了一九三五年的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被警察逮捕关押，出狱以后，才到日本留学的。因此，我来日本，也可以说是政治亡命。进入社会科读社会学，在希望获得一些观察、分析社会的基本方法的同时，也企图以读社会学的学生身份生活，以便避免日本警察找麻烦。虽然如此，仍然遇到不少麻烦，因为当时中日关系已非常紧张，一年多之后战争就爆发了。第三，经济学科的经济专业是本科，课程多，学费也贵。几乎没有时间参加留学生的文化活动和进行文学创作。社会学是专科，园谷弘先生每周上两次课，讲授的教材是他自己的有关研究中国社会的性质、结构和组织的著作。课余时间较多。
我是在五四文化精神哺育下长大的文学青年，当时有意识地继承和发扬五四文化密切联系社会人生的传统，在鲁迅开创的文学为人生且改造这人生的文学道路上前进。我虽然不是中共党员，也没有正式加入左联，但我始终自觉地在左联的旗帜下从事文学活动。就是在日本时期，我通过投稿认识了胡风，成为以文会友的朋友，胡风当时是左联的重要领导成员之一，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因此，以至一九五五年的那场规模宏大的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中，我被定性为这个所谓的“反革命黑帮”的骨干分子，受到长期的监禁和劳改的惩罚。紧密联系现实社会生活进行文学活动是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在创作和理论批评上的重要特征。对于中国社会的历史、现状、性质、结构和组织机制等，我始终保持着不竭的探讨热望，并积极主动地介入社会现实生活。即使在日本大学读书的日子里，我不仅没有真正进入到“不闻不问窗外事”的境界，而且还经常参加留学生的各种活动。在这期间，我认识了秋田雨雀这个日本的进步作家。我参加的留学生组织的有政治色彩的活动，印象较深的有两次。一次是一九三六年六月，左联东京支部负责人任白戈组织的悼念高尔基逝世的活动，当时正是中国左翼文学内部“两个口号”论争较为激烈的时期，活动名义是纪念高尔基，实际上会议的议题是关于两个口号论战。会议的主持者在会上首先发言赞成周扬的“国防文学”口号，并且提出要“批判鲁迅”。与会的其他留学生们立刻表示反对，于是发出争执，会议不欢而散。另一次是东京留日学生各文化团体联合举办的鲁迅逝世追悼会。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逝世，我的一位写诗的朋友李春潮提议召开追悼会，任白戈借口日本警察会出面干涉，不同意召开。李春潮又去找郭沫若商量，为避免日本警方找麻烦，郭沫若建议找一些日本朋友参加，联合召开。秋田雨雀已被警方盯上，活动不便，不宜参加。于是，由他介绍，去找佐藤春夫，请他参加，他慨然应允。他是收入“岩波文库”的《鲁迅选集》的译者。追悼会在神田区日华学会举行，那天，果然警方前来干涉，会场前五排坐的全都是便衣警察，还有一些便衣警察在四周抄挽联、悼词等。在这种恐怖气氛下，这样肃穆庄重的追悼会竟没有人作主席，任白戈找我商量，要我作追悼会的主席，我一口回绝了，并不是因为我惧怕警察，我是从狱中出来的，怕什么！当时在场的留学生的资历都比我长，我一个来日本还未满一年的二十岁的年轻人，怎能不自量地出面作主席呢？这个追悼会，后来由来日旅游的作家肖红作主席。配合追悼会，东京出版的《留东新闻》发了悼念鲁迅先生的特刊，我写了一首散文诗《葬仪》，署名植芳，发表于这一期特刊上。开追悼会那天，在会场散发时，当场被警察全部没收。在日本期间，我还参加了进步留学生的文学团体《文海》社的编务，但大型文学刊物《文海》由上海印好寄到东京后就全被没收了，只出了一期后就不得不停刊了。
在日本期间，理论上我探讨和学习掌握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实践上参加各种留学生的文化活动，同时又不忘记收集、购买日本出版的有关研究中国社会的历史、经济文化的著译。这自然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即大革命失败后，左翼社会科学界展开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对我持续影响的反应，茅盾的《子夜》便是这个论争的产物。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形势紧张起来，东京和神户都呆不下去了，我决定回国参加抗战。
贾植芳的父母与长子、二女等家人合影
我回到了正值抗日高潮的祖国以后，在社会上到处辗转奔波的过程中，更养成了一种习惯和嗜好，这就是广泛阅读各类关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书，以便能深入地了解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可以说，我那时和社会学的关系已由课堂转入现实社会生活。这便形成了我学社会学的一个特征，即：既进行纯理论的学习思考，加强理论修养，又参加实践活动，和社会各阶层、集团的人们广泛接触，从书本里获得观察、分析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方法手段，在实践中边应用边增进感性认识，理论和实践密切相联。这是我学社会学时中国的整个历史环境所决定的。因为当时的中国不允许一个热血青年关门读书，不允许脱离血与火的动荡现实，对“救亡图存”运动采取一种不介入态度，做一个书斋里的学者。实际上，对于我们这些在五四文化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知识青年来说，第一位的事便是革命活动和积极介入救亡和争取民主的爱国运动，这几乎是当时大部分中国青年的共识。我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从日本回国，本来准备从上海到内地去，后来因为上海战争形势紧张，船不能靠岸，迫不得已改道香港上岸回内地参加抗日运动。先是在山西南部中条山前线部队中从事对敌宣传工作，后又在西安、重庆、徐州等地为抗战辗转奔波。同时也创作和发表了一些文艺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