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个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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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吴淞路义丰里有一间分配的房子，但他是个单身汉，所以就把它让给报社作为社址，自己挂名做报社的社长。杜青禄与我由相识而成朋友。报社被查封后，吴淞路义丰里的这间房子就闲置在那里，所以他就邀请我们夫妇搬到那儿住下了。但是住了不久，我就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当时外面学生正在举行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我刚好住在《学生新报》社的原址，又在该报上写过文章，所以便被加上“煽动学潮”罪名捕将狱中。特务们是在深夜来的，兼管弄堂门的烟杂店老板以为这些特务是普通居民，像平常一样给他们开了门后又锁上，自己又上床睡觉。所以他们进来时，我们全无防备。等到特务逮捕我们后，用手枪押着我们出去，把烟杂店老板从床上拉起来开弄堂的门，看到是我被逮捕，他非常害怕，因为我经常在他的店里买东西，互相很熟识，而且特务们可以随便抓人，只要稍有不驯，他自己也可能被抓走，所以他在开铁门时手抖得厉害，半天打不开门。由于这一突然事件，我欠烟杂店老板的烟钱也来不及还了。等过了一年多时间，我出狱后再路过吴淞路义丰里时，烟杂店已经不在了。这件事让我感到十分歉疚。说起这家烟杂店，我就想起另一间小店来。一九四八年十月，当我从位于南市区蓬莱路的国民党警察局看守所中出来，临出狱时我的难友——永安公司的工会主席小张送给我一些钱做坐车的费用。我出门后，先用了其中三十万块法币在警察局对面的烟杂店里买了一包“大百万金”牌的香烟。八十年代时有个朋友邀请我们夫妇在老城隍庙的老饭店吃午饭，饭后我们夫妇想去文庙书市转转，刚好路过原来的蓬莱路警察局看守所，原来的警察局已变成了公安局，而在对面的烟杂店早已不见了。我在这儿看了半天，停留许久，感慨良多。
我在国民党监狱里待了一年多时间，先被关在亚尔培路二号中统局本部，半月后，转到蓬莱路警察局看守所。国民党特务要我帮他们抓到胡风，还说如果我不便直接露面，可把胡风的地址告诉他们，以此作为释放我的条件。这种出卖朋友、也出卖自己灵魂的事情，我当然断然拒绝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道德观讲究“道义”，卖友求荣，向来为士林所不齿，所以我宁可留在狱中，听天由命。直到一九四八年，胡风奔走营救，找到海燕书店的老板俞鸿模，他一九四七年出版过胡风主编的包括我的第一本小说集《人生赋》的《七月文丛》，也是我们的朋友，由他的关系托中央信托局局长骆美中以留日同学的名义保释，我才得以出狱。在监狱里看人生，是我和上海的另一种因缘。此前我虽然两度入狱，但被关进上海的监狱，这还是头一次。以后的事态发展，证明这并不是最后一次。几年之后，我又一次被投入上海的监狱；与“监狱”这种特殊的居所再续因缘，人生又走入了一段低谷，但这已是后话了。一九四八年十月出狱后，我们一直居住不定，先住在爱多利亚路我伯父商行的上海办事处。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的再次骚扰，从这里又转移到上海近郊法华镇，在一间民房的阁楼上住了一个时期。后因被特务发现，只好打点行李再次转移，经我的狱中难友卢克绪帮忙，在他的一个家住南京路高士满大楼的同学董平（他的父亲是上海著名的牙科医生）家住了一段时间。最后我想：在上海折腾来折腾去，生活不得安宁，我知道是国民党特务并没有忘记我，就决计到青岛避居。
上海刚解放，我们夫妇得到消息，就又回到上海。那时我们觉得在新社会里，上海一定会有新的气象。我们怀着满腔热情，准备为建设新中国奉献一切。这时有朋友建议我去北京弄个一官半职。我对从政不感兴趣。早在我初来上海时，在胡风家中碰到冯雪峰时，他就对我说：“你性格豪爽，经历丰富，在上海卖文为生实在可惜了。你应该做个干部。你到张家口去，我给党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写个信，你去后至少是个县长。”可是我对从政根本没有兴趣，所以就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我的妻子任敏也不赞成我当官，不论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她都对我的那些朋友们讲：“谁要是拉拢贾植芳做官，我就不准谁进我的门！”我希望留在上海，一方面能够有一个安宁的环境写作、翻译，继续当个自由的作家，好在刚解放时出版业还非常兴旺；另一方面我也希望能结束长期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有个安定的家。那时我还没有想到后来会到大学里去当教授。直到一九五年秋，当时在全国文协（即现在的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任专职秘书的梅林来找我说：上海虽然解放了，但是一些教会学校还是帝国主义势力的地盘。震旦大学的学生党员（也是地下党支部书记，当时虽然解放了，但是许多党员的身份还是保密的）郑康林通过文协邀请一些进步作家去震旦当教授，让进步力量渗进这个法国天主教会办的大学。这样，我就与梅林、王元化一起进了震旦大学做兼职教授，教授两门课程。我们这次到上海后，开始住在新亚酒店，等住了一段时间，我嫌这里人多嘈杂，就设法搬去苏州住了一些时间。在震旦兼职的时候，每个星期坐火车来上海三天，剩下的时间在苏州闭门译著，过得倒也?自在。到第二年，新文艺出版社成立，王元化和梅林分别去就任总编辑和副总编辑，离开了震旦，我留下来，做专职教授，后来又任中文系主任，讲授的课程是苏联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那时胡风家住拉都雷米路（今复兴中路永康路），他希望我们能住得近些，我就近在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找房子住下。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后，我调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住在复旦第五宿舍。当时中国的高校按苏联的教育体制在各系成立了教研室，我就兼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并讲授四门课程：苏联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世界文学和文艺写作；结合教学，我还翻译了几本书。在这里刚过了几年安宁日子，我就被卷入了一场始料不及的灭顶之灾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