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篇小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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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初中毕业后，我又随哥哥到了北平，考入美国人办的教会中学学习高中课程。我在这里学习了两年半，终以“思想不良”受到刁难而被革出校门。我进这个学校以后，就接触到校内以及校外的革命力量，参加了一些有组织的学习和社会活动，开始更广泛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革命文学作品，尤其是俄国和苏联的作品，同时在这些学习中，继续学习着写作。一九三四年我在天津《大公报》上用“鲁索”的笔名发表了小说《像片》，应该说，这也算是一篇以社会现实为题材的小说。我并没有这种生活体验，记得当时读鲁迅先生批评梁实秋的文章，梁说出身下层的人们，只要安分守己，努力往上爬，也可以出人头地。这是一种反对青年参加革命和社会活动的反动说教。我为了批判这种理论，写了这篇小说，意思是说明，在那个金钱是统治力量的社会里，穷苦青少年要得到受教育上进的机会简直比骆驼穿过针孔还难，不能在这上面发生不切实际的幻想；同时，也嘲笑了那种一心想使自己儿子成龙而向上爬，以便改换门庭的小生产者的自私和愚蠢的习惯势力，他们的思想认识活动，还不脱旧统治阶级的思想范畴。这倒是一篇主题先行的作品，但我那种热情却是真挚的；文章那种简而短的句法构造颇受当时在文坛上受人注目的张天翼的文风影响。
这篇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作品，前年才由我的研究生孙乃修从北京图书馆里找到并复制回来。记得就在同年，我还以在教会学校生活的亲身感受写了一篇题名《米》的小说，在北平的《京报》文艺周刊《飞鸿》上连载了两期。写的是帝国主义分子披着宗教慈善的外衣，在冬季天寒地冻的时期，以发放救济米为诱饵愚弄城市贫民而遭到反抗和失败的故事。可惜目前还找不到这份报纸。编者出题要我写《我的第一篇小说》的文章，我就以找到的《像片》来应命，把它算是我的头一篇小说，因为从这个时期起，我由原先朦胧地以文学为改造人生和社会的思想，渐次具体而清晰地发展起来的文学为人民革命事业服务的思想，日趋坚实地指引了我以后的文学活动。原载《山西文学》一九八四年第十一期书与我书与读书人的关系，我觉得可以用一个蹩脚的比喻来说明：它们正如《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贾、王、史、薛之间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枯俱枯”，也可以说是荣辱与共。
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专制主义传统的老封建帝国，而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大都又是制造文字狱的能手，举其荦荦大者就有：周厉王用暴力弭谤，秦始皇焚书坑儒，东汉党锢之祸。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比较开明，虽然有不杀儒生的圣谕，但到南宋处于偏安之局的时候，又忘了祖训，有迫害陈山的冤狱事件。至于明代的东林党案，清朝的文字狱祸，更是使中国的读书人谈虎色变的历史掌故了。现代中国是一个在激变中发展的国家。辛亥鼎革以后，由北洋军阀袁世凯到国民党蒋介石，在这方面的“德政”，并不逊于他们的前辈历代帝王（战前的一九三六年，当时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蒋介石一九二七年上台以来，遭到他直接或间接迫害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五十万之众。鄙人就被他先后“光顾”过两次）。
我们建国以后，由于“左”的不断干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文化观念的回潮，历次兴起的政治运动，就往往以知识分子为主攻对象，这已是我们自己所亲历的生活现实，恕在下就不在这篇短文内一一列举了。有鉴于这些血泪斑斑、一再重复出现的历史事实，我建议有心的同志不妨定下心来，收集材料，撰写一部《中国文字狱史》，作个历史回顾与总结。前几年上海书店重新排印了三十年代北平故宫博物馆影印的《清代文字狱档案》，可谓功德无量了。
我也算个读书人或知识分子，历经北洋军阀统治，国民党当政，中间插入日汪时代，以迄解放后的当代。由于我生性顽劣，每个历史时代，都免不了因文贾祸，身入囚室，经受牢狱之苦。而我生平不嫖不赌，不抢不偷，弄几个血汗钱，除必要的生活资料，以及吸烟喝酒需要花销外，都买了书。“黄金有价书无价”，每每碰到一本自己喜爱的书，不惜倾囊来买，甚至不惜告贷以求。可惜的是，我这些书籍藏存，每吃一次政治官司，都被官家抄家时搜掠一空，反而被作为犯罪铁证，受到监禁以至正式判刑的惩处。因此，直到一九八年我平反时，我手头只有四卷本《毛选》和小红书《毛主席语录》。这些年，世界太平了，我又买了不少书，加上文化界和出版界朋友的相赠，又积有满满七大架书，好像又有好几千册书了。我每坐在它们当中，环顾四周一排一排、一行一行的各色书脊，而以能与这些书的作者，古今中外的学者作家们共处斗室之间，感到人间万事已足，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但每每想起它们的前辈在历代我落难时的不幸遭遇——它们都落在鲁迅先生所说的“三道头”（警察）手里，又感到不寒而栗，四顾茫然了。原载《青岛日报》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