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阿代尔·特纳：加快引导资本配置聚焦金融支持绿色发展配资天眼网站
作者：GF60专家委员阿代尔·特纳（Adair Turner）
导读：绿色金融是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手段，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做好包括绿色金融在内的五篇大文章，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建设国际绿色金融枢纽是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内容，上海正加速推进国际绿色金融枢纽建设工作，支持服务“双碳”目标。
在上海市委金融办的指导下，上海金司南金融研究院与绿色金融60人论坛（GF60）正开展上海国际绿色金融枢纽课题研究，旨在通过深入调研分析，汇聚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产学研各界国际国内专家的智慧和力量，共同推动上海国际绿色金融枢纽建设及国际交流合作。
在此背景下，新华财经联合绿色金融60人论坛（GF60）推出“上海国际绿色金融枢纽建设”系列专访活动，以期为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及国际绿色金融枢纽目标贡献专业智慧与力量。本期专家为GF60专家委员阿代尔·特纳（Adair Turner）。特纳先生曾担任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主席（2008-2013），现任能源转型委员会（ETC）主席。
新华财经：您认为金融在推动绿色低碳经济转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阿代尔·特纳：要实现零碳转型的目标，我们需要对全球资本投资进行重新配置，引导资金从传统化石能源投资转向清洁、可再生能源等新兴领域。国际能源署研究指出，到2030年全球需要大幅减少化石能源投资，与此同时，清洁能源投资要增加至每年3万亿至4万亿美元。令人鼓舞的是，全球绿色投资已经取得显著进展，2023年规模达到1.8万亿美元。这表明我们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进，尽管存在挑战，但发展潜力巨大。
如何引导改变资金在实体经济中的去向，这是绿色经济转型的核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考虑运用所有可行的工具、机制、法规、规则和经济行为模式，最终引导投资和银行信贷支持绿色经济，而非化石能源经济。这是绿色金融的本质，也是实现资本再分配的具体机制之一。
新华财经：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您见证了许多金融创新与监管变革。在您看来，为了加速经济的绿色低碳转型，金融创新和监管政策应当如何协同进化？有哪些具体的政策或措施是您认为特别关键或急需的？
阿代尔·特纳：我认为以下三点是促使金融行业更好地发挥作用，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的关键政策机制：
首先，需建立一个具有强制约束力的碳市场框架机制，重中之重是确立一个逐年下降的碳排放配额总量分配机制。这是基于资源稀缺性决定市场定价的原则。有了这一机制，才能形成足够的碳定价信号，提升碳市场交易的活跃度。在此基础上，金融机构才能参与并推动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助力达成减排目标。这是欧盟和英国碳市场建设的重要经验。
其次，需建立一个明确的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制度。这个机制应包括所有大型上市公司，理想情况下也应涵盖接受银行贷款的非上市企业，依据国际公认的碳核算方法进行计量并披露其自身运营排放和供应链排放。这点为何重要？一个简单的商业规则：可衡量才可管理。只有你能准确度量（问题），才能开展有效管理。只有建立了碳排放数据的基准线，你才能知道从哪里开始减排。银行和资管机构可以依据此基准线评估被投企业或贷款企业的减排进展。所有金融市场都依赖于数据的健全性。金融机构参与碳减排交易市场的前提是需要确保数据信息的可验证性、可比性和可靠性。
第三，应为金融机构（银行、保险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建立一套投融资碳排放量核算的方法学，对其投资组合或贷款中实体经济企业的碳排放量进行评估。这方面已有国际标准可供参考，例如碳核算金融联盟（PCAF）标准。
我相信，在政府和监管机构的推动下，可以建立起一个有效运行的碳交易市场，及一套企业和金融机构可遵循的国际适用的碳排放披露制度，进一步激励金融市场投资者的绿色金融创新行动。
新华财经：结合您在能源转型委员会（ETC）的工作，如何评估当前金融市场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响应？绿色金融枢纽建设会对实现能源转型产生什么积极影响？
阿代尔·特纳：这一问题的本质在于如何驱动投资增长。全球清洁能源投资在2018年前后约为1万亿美元，目前已达约2万亿美元。这一投资额未来需增至3.5万亿至4万亿美元。其中约70%的投资将用于清洁电力（太阳能、风电、水力、核能）、储能等关键领域，以及电网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电力输配系统。其余30%将投资于推动钢铁、航运和交通等行业转型的关键技术。能源转型至关重要。世界各国在去年迪拜召开的第二十八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达成一项重要目标共识，即在2023-2030年间将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加至三倍。
中国正在非常迅速地推广和部署可再生能源，其光伏新增装机量在今年可能超过300GW，风电新增装机量预计达到60-70GW，这些都正沿着实现三倍可再生能源目标的路径发展。可以说，中国金融体系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本国可再生能源目标的融资支持。
欧洲也开始加速其在可再生电力上的部署，体现在快速增长的海上风电以及光伏项目爆发式增长。尽管海上风电在一年内曾有小幅回落，但预计今年将重启增长，因此资金开始流向这一领域。美国市场受到《通胀削减法案（IRA）》和相关补贴的激励，大量资金正流入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印度也有类似趋势。但我们看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在部署可再生能源上仍然进展缓慢，例如在印度尼西亚、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巴西等拉丁美洲地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速度都不够快。
因此，对于上海、伦敦乃至全球金融体系而言，需要关注的不仅是本国经济体内的可再生能源融资，还有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金，也包括通过多边开发性银行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可再生能源融资。我想说，对于上海而言，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着眼点不应仅限于成为服务于中国的金融中心，应更进一步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加速可再生能源转型的目标实现。通过加强中国与其他国家在绿色能源领域的合作，积极利用包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世界银行在内的海外投资渠道，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
全球层面上，我们要确保这些对外投资是绿色和可持续的，不产生新的污染。中国政府几年前已作出了不再投资海外新建煤电项目的明确承诺，下一个需要高度关注的是石油和天然气新建项目的投融资，转向真正聚焦于为可再生能源、电气化以及其上游关键矿产相关的投资。认识到全球能源转型的两大关键趋势：化石能源融资日渐式微、绿色能源融资高速增长，有助于金融监管和金融系统参与者做出正确的资本配置决策。
新华财经：您认为上海应该如何与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城市深化绿色金融合作机制？
阿代尔·特纳：合作在这一背景下有两层含义：
第一是它意味着国际金融城市之间的联系、交流分享及合作机制。
第二，也是我想重点强调的，是不同市场间的标准统一和信息披露制度。设想一下，如果中国与英国和欧盟在碳定价和碳计量标准方面大致相同，那么这些市场间的交易就会发生。我认为，我们目前努力的方向应是推动各国碳市场间的标准对接，并力求实现接近全球碳定价的统一，至少需要统一标准。
披露标准的统一化也同样重要。以英国投资者为例：基于自身已做出的减排承诺，在考虑是否投资位于上海的一家风险投资基金或资产管理公司时，需要明确这一投资所产生的碳排放影响，即，上海公司的投融资排放计量标准与英国公司所用的标准是一致的，确保跨境投资者对自身投融资所产生的碳排放量跟踪的一致性。同样的，对于已作出减排承诺的养老基金或保险公司而言，如果一家在上海市场的金融机构对投融资碳排放量的计量标准与伦敦的不一样，他们就不能授权在上海的资产管理公司进行投资，因为无法确定碳排放的具体数值。
因此，我认为跨区域市场开展合作最核心的基础，在于采纳通用统一的标准。基于此，各地金融市场才能充分释放跨境交易、资金互换、投资以及基于互信的资产管理等业务的潜力。标准化意味着，要对碳排放类型、计量标准、碳市场的排放额度、碳移除信用、金融机构的投融资排放量等数据进行标准化计量，增强数据可验证性。这是我们在碳减排方面真正需要的国际合作和国际市场。
新华财经：上海和伦敦是两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当前上海正在积极建设国际绿色金融枢纽，您对上海进一步发挥国际绿色金融枢纽角色、功能定位及未来发展有哪些建议？
阿代尔·特纳：伦敦和上海将成为全球主要的绿色金融枢纽，这两个城市本身已是国际金融中心。包括纽约、新加坡、伦敦和上海在内的大型金融中心是世界金融服务的集聚地，有着众多大型银行、资产管理公司、证券交易所和商品交易所。因此，这些金融资源要素和基础设施是我们应该聚焦发展绿色金融的重点。
中国经济体量巨大，相当于洲际规模的一个经济体。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对整个亚洲至关重要。而伦敦是欧洲区域最大的金融中心。所以关键是，两个城市要在发展金融市场的同时，加快引导金融更聚焦支持绿色发展。我注意到上海和伦敦两地都致力于吸引绿色技术的风险投资，促进这些绿色企业在本地落地发展。一些大型银行也在制定转型计划，调整贷款结构以减少投融资碳排放。
如果上海希望进一步发展其作为国际绿色金融枢纽的地位，一个重要任务是界定“绿色”。在我看来，“绿色”意味着实现本世纪中叶的净零排放目标。目标一旦设定，金融监管、信息披露和市场设计方面的具体措施都可以围绕这一目标，通过调动金融系统、证券交易所、银行、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资本的重新配置，最终实现从传统的化石燃料经济向新兴绿色经济的转型。
绿色金融60人论坛（简称“GF60”）作为非营利性国际化绿色金融交流平台，通过举办学术研讨、政策对话、行业交流、课题研究、项目考察等一系列活动，旨在为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行业研究者与实践者提供国际化的开放交流平台配资天眼网站，也将与更多研究智库、学术院校、国际组织展开合作，共同助力实现中国与全球的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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