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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比象征
不重逻辑推论，而重类比联想被李泽厚归结为中国实用理性的一个特征。“由类比而得启发，范围宽广，直觉性强，便于由感受而引发创造。这可以是一种不同于逻辑推理的思维方法，可以以‘类比思维’名之。这种思维方式的创造性能及其在中国文化上的功能表现、优缺点，值得研究。《诗经》在古代不只是抒情的诗篇，而且更是类比的推论、联想的思维，用在公（如外交辞令）私（如上述的对谈）生活中。”[6]
李泽厚所说的“类比思维”只道出了意象思维的一个特征，不足以涵盖其全部的内容，但他以《诗经》为例来阐发“意象思维”却提供了一条理解其意义的途径。“意象思维”确实与诗歌中的比兴思维非常相似。何谓比兴？朱熹曰：“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7] 比兴思维是借一些感性之物来说明意义，感性之物是意义的象征。从这个层面上看，比兴的认识方法与“意象思维”相类通，但“意象思维”中的类比象征又超越了比兴的认识方法。《诗经》中的比兴方法属于文学艺术领域内的感性思维，“象”作为表述意义的工具是形象之物，具有直观、感性特征，它通常建立在人伦日用的经验之上，主要揭示事物的外部特征和表象意义。“意象思维”的类比象征则超越了人伦日用的经验，旨在揭示对象的本质特征。如果说比兴的思维通常是由“象”及“情”，那么“意象思维”则由“象”入“理”，所以可以把“意象思维”看作比兴认识方法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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