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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特別強調優化國土空間布局。中國作為區域差異明顯的大國，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國土空間布局的優化，主要是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在2019年8月26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五次會議發表重要講話時首先提出來的。他強調，要根據各地區的條件，走合理分工、優化發展的路子，落實主體功能區戰略，完善空間治理，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2019年第24期《求是》雜志上，習近平總書記發表了同名文章，系統地闡述了新形勢下促進中國區域協調發展的思路、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主要舉措，為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進一步指明了發展方向。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是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到現階段的必然要求，全國如此，各省域也是如此。因為中國是地理大國、人口大國，每個省域或是面積很大，或是人口很多，在世界上差不多相當于一個中等規模的國家，省域內存在著區域差異和區域分化，需要促進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綜上，在省域層面如何推進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是需要深入探討的重大問題。
一、中國省域區域空間結構三次轉型的演變規律
在省域層面推進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要尊重客觀規律，習近平總書記從區域協調發展辯證法的高度，也特別強調要尊重客觀規律。所要尊重的客觀規律，應該是經濟、社會、自然發展的三大規律，反映在區域經濟布局上，集中體現為區域空間結構演變的客觀規律。這就需要進一步認識，區域空間結構演變的客觀規律是什么，中國省域空間結構演變大體處于什么狀況，各省域基于這種狀況推進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才是尊重客觀規律，符合經濟、社會、自然發展三大規律的客觀要求。鄉村和城市是人類經濟社會活動的兩類空間，也是生產力布局的兩類地域載體。綜觀中外經濟區域布局的特征，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區域空間結構呈現三次轉型的演變規律。
第一次轉型是區域經濟布局由以農村為主導向以城市為主導的轉型，發生于工業化初期。因為這個時期出現了機械化工業，工業基本布局在城市。根據世界先行國家的歷史經驗，第一次轉型發生的標志是：人口城市化率超過20%，農業或第一產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低于30%，人均GDP相當于目前低收入偏上國家的水平。
第二次轉型是區域經濟布局由以城市為主導向以單個城市經濟圈或都市圈為主導的空間轉型，發生于工業化中期。因為這個時期以城市為中心的經濟圈出現了，有的發展為都市圈，工業和服務業向城市經濟圈或都市圈集聚。不過，每個城市經濟圈或都市圈之間的聯系不多。根據世界先行國家的歷史經驗，第二次轉型發生的標志是，人口城市化率超過50%，農業或第一產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在10%以下，人均GDP相當于目前中等國家的水平。
第三次轉型是區域經濟布局由以城市經濟圈為主導向以城市群為主導的空間轉型，發生于工業化后期。因為這個時期由于高速公路和城際交通的發展，城市經濟圈或都市圈之間的聯系增多，形成了規模更大的城市群，工業和服務業向城市群集聚。根據發達國家成熟城市群的發展經驗，第三次轉型發生的標志是，城鎮人口占比超2／3（人口城市化率超過66%），農業或第一產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在5%以下，通勤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超過15%，城市之間的貨運量占貨運總量的比例超過20%，人均GDP達到世界高收入國家的水平。
區域空間結構的三次轉型具有客觀規律性，工業革命后在世界范圍已得到體現，但三次轉型發生的時間漫長，工業化水平不同的國家，三次轉型發生的年代也不同。中國直到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成立后，區域空間結構才發生第一次轉型，雖然起步很晚，但發展很快，在短短的70年間，世界范圍的三次轉型在中國都有出現。但是，由于中國地域廣闊，區域差異很大，三次轉型在中國地區間發生的時序不同。其中長三角等沿海發達地區的三次轉型總是快于其他地區，成為中國經濟布局的重點區域。
就全國而言，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以開啟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為標志發生了第一次轉型；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省會及副省級以上城市經濟圈的興起為標志發生了第二次轉型，而沿海發達地區在90年代后期就發生了第三次轉型，出現了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進入21世紀，中西部地區的城市群開始興起，“十二五”時期，中國編制了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的主體功能區規劃，“十三五”規劃提出中國將建設19個城市群，涵蓋了中國區域經濟布局的四大板塊。這些城市群承載中國70%以上人口與國內生產總值，正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平臺。
由于中國的省市、差異較大，各省域空間結構轉型的時序和程度不同。根據三次轉型的發生標志，2019年中國31個省域區域空間結構轉型程度可分為六級層次：第一級層次是滬京津3個直轄市，已進入第三次轉型的后期；第二級層次是粵蘇浙3個沿海最發達省，進入第三次轉型的前期；第三級層次是遼渝閩魯4個省，進入第二次轉型的后期；第四級層次是蒙鄂黑寧晉陜瓊吉冀豫湘皖12個省域，進入第二次轉型的中期；第五級層次是青川豫新滇黔云甘8個省域，進入第二次轉型的前期；第六級層次只有西藏1個自治區，尚在第一次轉型的后期，正在向第二次轉型前的期過渡。全國在總體上處于第二次轉型的后期。
中國省域經濟空間結構處于六個層級的國情，是在經濟、社會、自然發展三大規律歷史演變中形成的，各省域應在目前發展階段上，一方面，要破除資源流動障礙，促進各類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并向優勢地區集中，培育以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為主要形態的增長動力源；另一方面，由于發展基礎和條件不同，發展仍會有差距，更需要合理分工、優化合作，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在省域內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在中國，不能簡單要求各地區在經濟發展上達到同一水平。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在2019年第24期《求是》雜志發表的重要文章中指出，全國發展的“不平衡是普遍的，要在發展中促進相對平衡。這是區域協調發展的辯證法”。因此，無論是發達地區還是欠發達地區，應尊重客觀規律，運用辯證思維，積極推進省域層面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
二、城市群主導中國區域經濟布局的演變趨勢研判
經過區域經濟布局的三次轉型，中國已進入城市群時代。城市群造就了國家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的空間力量，正在重塑中國經濟地理，深刻地影響區域經濟布局。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及對世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深度融入，中國的區域經濟布局會發生革命性的變化，必須以新的理論視角認識和把握區域經濟布局演變的新趨勢、新變化，推進區域經濟高質量協調發展。
1.城市群成為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的動力源
城市群是人口與生產要素向城市地區集聚的產物，而集聚的因果累積效應會降低經濟活動成本，增加產業分工合作機會，創新思想和創新行為的交匯等，形成產業發展、技術進步、市場運行的地域支撐，城市群也就自然成為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的動力源，從而內生出促進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引擎功能，又吸引人口與生產要素向城市群地區持續集聚。當前，中國城市化率剛剛超過60%，尚未達到城鎮人口占比超2／3的城市群起步階段的城市化水平，今后新增的城市人口，將會優先選擇向城市群地區流動，帶動生產要素和高中端產業向城市群地區的持續集聚。
2.城市群地區中心和形態在發展中逐步轉型
在人口與生產要素向城市群持續集聚的過程中，一方面，受自然條件決定的承載力約束，大尺度的集聚又會伴隨小尺度的分散，城市群地區會由單中心向多中心轉變，形成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鎮的“金字塔”式規模序位結構，中國大中城市多、小城市少的倒“金字塔”結構將會改變；另一方面，因為分工合作機會的增加，城市群的動力源也會遵循規模序位法則循序傳遞，每個層級的城市會形成與其條件和能力相適應的功能。這樣，城市群的形態多中心又進一步向功能多中心轉型，中心城市會形成綜合型的動力樞紐功能，中小城市及小城鎮會形成特色型的專門化分工功能，城市群的動力源在功能傳遞中會推進形成多中心的區域增長極系統。
3.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推動形成區域經濟新布局
按照區域經濟學的布局理論，城市群地區有三大空間構成要素：中心城市、發展廊道、空間網絡。中心城市是城市群的中樞大腦，發展廊道是城市群的四肢驅干，空間網絡是城市群的循環系統。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會對這三大空間構成要素賦能，必然會提升區域經濟的技術含量，推動形成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是由人工智能技術為主開啟的智能化革命，人工智能、5G、區塊鏈、機器人技術、虛擬現實以及量子科技等蓬勃發展，世界出現了智能化浪潮。智能化為中心城市賦能，會推進中心城市的智慧化、數字化，大幅度提升動力樞紐功能；智能化為發展廊道賦能，會提升發展廊道的集散功能，發展廊道會成為城鎮發展密集帶、產業發展密集帶；智能化為空間網絡賦能，會推進空間網絡多元化、高效化發展，大體會形成高效化的四大空間網絡，即產業網絡、軌道交通網絡、信息網絡和公共服務網絡。這樣，智能化因素對城市群地區三大空間構成要素的全面賦能，會增強區域經濟的發展韌性，有利于形成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
4.都市圈逐漸成為城市群次區域的增長極
大尺度的城市群是由若干小尺度的都市圈構成的，而都市圈的地域范圍只在一小時通勤圈之內，空間布局更為緊湊，是城市群次區域的增長極。隨著都市圈增長極功能的增強，極核城市的產業結構會向高端化、服務化轉型，制造業、中低端產業會向周邊腹地轉移，極化效應就轉化為擴散效應，會提升極核城市對腹地鄉村的輻射帶動力，改變都市圈城鄉分離的“二元”空間結構。這樣，極核城市的功能會進一步提升，職住得以平衡，腹地承接極核城市的某些產業功能，優勢會得到發揮，都市圈的極核與腹地優勢互補，推動形成一體化、同城化的新型城鄉關系，優化城市群次區域的人口和產業布局。
5.交通網和物聯網融合為欠發達地區釋放后發優勢帶來機遇
由于高速公路、高速鐵路、航空等快速交通網向全國各地的逐漸延展，形成高速化的交通網，使人們不分東西南北，可“朝出夕歸”出行，遠方的目標越來越近，人口、商品、要素流動和經濟發展趨向“全國化”；由于人工智能、5G、云計算、移動互聯網等技術的廣泛運用，形成泛在性的物聯網，人口、商品、要素流動對行政區界具有巨大的穿透力，使任何一個區域經濟發展都有可能融入國內國際大循環。而高速化的交通網和泛在性的物聯網是有機融合、相互促進的，加快形成區域統一市場和全國統一市場，為每個區域的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創造條件，更為欠發達地區釋放后發優勢帶來機遇，會加快縮小區域差距，形成區域共同發展的新局面。
6.空間治理、生態保護的重要性提升農業和生態地區的戰略地位
由于人口和生產要素向城市群地區的持續集聚，無論是人口和經濟高密度的城市群地區，還是人口和經濟低密度的農業和生態地區，空間治理、生態保護都愈加重要，主體功能區制度對確保中國糧食安全、生態安全、邊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作用都愈加凸顯，在社會主義制度“四梁八柱”體制愈加完善定型的基礎上，必然會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生態補償、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機制化辦法及完善的社會保障等公共政策，在發展中營造高密度地區和低密度地區的平衡，這樣農業和生態地區在優化區域經濟布局中的戰略地位會上升。
城市群重塑中國經濟地理，在區域經濟布局方面形成的上述六大新趨勢、新變化，說明中國在差異顯著的區域之間，優勢互補不僅具有可行性，而且更具有緊迫性。習近平總書記在2019年8月26日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時強調，在新的發展形勢下，中國要推動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全國如此，一個省域也是如此，也要遵循區域經濟布局演變規律的客觀要求，立足于有區域差異的省情，著眼于長遠發展，積極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
三、重塑省域空間功能結構的深度思考
在省域層面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涉及到省域空間功能結構的重塑。因為省域內部也存在著區域差異，優勢互補是高質量發展必不可少的“黏合劑”，也是構建區域經濟布局的核心。從區域經濟學的觀點看，“優勢互補”是區域功能性作用的體現，因為“優勢互補”的基本要求是，省域內要有優勢，區域之間的優勢能互補，而且可持續、可遞增，這都是區域功能作用的培育和發揮。因此，“優勢互補”又是功能性概念，從戰略高度看，構建省域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必須重塑省域空間功能結構。
1.重塑省域空間功能結構的三個方面
首先，按照區域經濟學的布局理論，任何一個經濟區域的空間功能結構，都是由中心城市、發展廊道、空間網絡三大空間要素構成的。在中國，經濟空間結構無論處于哪個階段的省域，都存在著這樣的空間功能結構，區別在于三大空間要素構成的功能不同，從而導致整個空間功能的區別，也就出現了經濟發達省域和欠發達省域。在省域層面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就需要提升中心城市、發展廊道、空間網絡三大空間構成要素的功能，在整體上重塑省域空間功能結構，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省域經濟布局。
其次，縣域經濟是省域經濟的基本面，但中國近年來區域經濟出現的發展分化、創新極化、鄉村弱化、虹吸固化和資源利用效率低問題突出、開發和保護矛盾突出等問題，不同程度地削弱了縣域經濟這個基本面，需要在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省域經濟布局中，加快解決這個重要問題。而中心城市、發展廊道、空間網絡三大空間構成要素的功能提升，都與縣域經濟發展有密切關聯，如中心城市的功能提升會增強對縣域經濟的輻射帶動，發展廊道的功能提升會暢通中心城市與縣域經濟的經濟技術與文化聯系，空間網絡的功能提升會將觸角伸延到集鎮鄉村，這些都會從縣域層面推進省域空間功能結構的重塑。因此，縣域發展是構建省域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不可或缺的基本面。
最后，省域經濟是開放經濟，每個省域都與若干個省域相鄰，省域毗鄰地區的一體化發展，也是構建省域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的重要課題。該問題已引起國家的重視，如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根據黨中央、國務院的要求，早在2016年8月就下文明確提出，“探索建立毗鄰省份發展規劃銜接機制，支持和鼓勵在省際交界地區開展區域一體化試點”。幾年來，許多省域在毗鄰地區開展了這樣的試點，成效顯著。構建省域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更要擴展這種試點，提升省域毗鄰地區的一體化發展水平。
綜上，應該從五個方面重塑省域空間功能結構，加快推進省域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一是提升中心城市的區域功能，二是提升發展廊道的區域功能，三是提升空間網絡的區域功能，四是加快縣域經濟發展，五是推進省域毗鄰地區的一體化。其中，前三個是重點，下面逐一展開討論。
2.中心城市：培育各具特色的增長極
首先，從培育動力源的高度重新認識城市發展，發揮中心城市的獨特優勢，突出城市的主體區域功能培育。城市功能有兩類，一類是基礎功能，即對本市全體居民、機構提供生活和工作條件的基本服務功能，體現城市對人口和要素的承載力；二是區域功能，即對本市周邊腹地的服務功能，體現城市對周邊腹地的輻射帶動力。中心城市的區域價值主要是后一個功能，從而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動力源。無論是發達省域還是欠發達省域，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省域經濟空間布局，關鍵是發揮中心城市作為動力源的區域功能作用，特別是最具優勢的區域主體功能作用，形成中心城市功能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城市體系。
其次，優化中心城市的功能分工結構。不同等級的中心城市根據自身的發展條件，會有不同的區域主體功能，有的只有單一主體功能，有的具有多種主體功能；有的主體功能區域輻射面較小，只是一個地區級或省級的某種功能中心城市；有的主體功能區域輻射面較大，是國家級乃至世界級的某種功能中心城市。從單一主體功能看，無論是發達省域還是欠發達省域，都應注重培育五種主體功能的中心城市：一是交通樞紐城市，包括國家級的交通樞紐、跨相鄰省域的交通樞紐、全省性交通樞紐和省內地區級交通樞紐。二是加工制造業中心城市，包括國家級的制造業中心、跨相鄰省域的制造業中心、全省性的制造業中心和省地區性的農副礦產資源加工中心。三是服務貿易業中心城市，包括國家級的服務貿易業中心、跨相鄰省域的服務貿易業中心、全省性的服務貿易業中心和省內地區級的服務貿易業中心。四是科創中心城市，包括國家級的科創中心、跨相鄰省域的科創中心、全省性的科創中心和省內地區級的科創中心。五是特色中心城市，包括世界級和國家級的旅游城市、世界級和國家級的歷史文化城市，以及其他特色產業城市等。通過優化中心城市的功能分工結構，推動相關要素向這些中心城市集聚，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城市功能分工結構。
最后，完善城市等級結構，包括城市的功能等級結構和城市規模結構。城市的功能是分區域等級的，根據某種主體功能的輻射范圍，城市可分全省中心城市、全省副中心城市、省內跨地市中心城市、省內地區性中心城市和縣域中心城市，以避免出現城市功能定位不清或功能模糊問題。城市的功能決定城市的規模，一個城市的區域功能有多強，城市的規模就有多大。要克服當前普遍存在的“不求城市功能強但求城市規模大”的問題，努力建設精致城市、特色城市、智慧城市。
3.發展廊道：變大通道為城鎮與產業密集帶、優勢互補鏈接軸
發展廊道是暢通人口和要素在區域間便捷流動和高效集聚的戰略走廊，依托交通運輸大通道，提升交通運輸大通道。這在欠發達地區極為重要。對欠發達地區而言，高速鐵路、高速公路往往是把“雙刃劍”：或僅僅是便捷的大通道，會造成優質要素被發達地區“虹吸”而更快地流失，削弱了要素供給，成為經濟發展的“洼地”；或吸引優質要素的更快流入與集聚，沿線地區成為新的發展高地，欠發達地區會加快崛起。進入21世紀，由于國家的大力支持，中西部欠發達省域的高速鐵路、高速公路發展很快，雖然也改變了某些欠發達地區長期形成的交通閉塞情況，促進這些地區的開放和發展，但大通道導致要素大流失的問題并未改變，仍未走出“后發優勢陷阱”。針對這個嚴峻問題，欠發達地區必須從發展樞紐經濟、加快產業集聚升級和提升城鎮能級三個方面，對交通運輸大通道“賦能”，把其建成城鎮發展密集帶、產業布局密集帶和優勢互補鏈接軸，成為省域優勢互補經濟布局的發展廊道，推進欠發達省域的高質量發展。
4.空間網絡：為構建高質量發展區域經濟布局提供可靠支撐
空間網絡是以多種方式構建的由點到線的空間聯系，是要素在區域間流動和集聚的必要條件，也是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區域經濟布局的物理支撐。有多類型、廣覆蓋的空間網絡，中心城市才能發揮區域主體功能，發展廊道才能發揮中心城市之間的戰略鏈接作用，進而帶動腹地的縣域經濟發展和鄉村振興。從中國各省域的現有條件和未來需求看，無論是發達省域還是欠發達省域，都應從布局上統籌謀劃，重點發展產業網絡、軌道交通網絡、信息網絡和公共服務網絡這四大網絡：一是產業網絡應突出產業鏈布局，無論是傳統產業還是戰略性新興產業，都應以產業鏈為主線布局產業網絡，以推動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在產業發展方面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布局。二是軌道交通網絡應突出省域主要城市之間的城際快速交通軌道交通布局，加密發展軌道交通網絡，形成一小時甚至半小時通勤圈，推動區域一體化、相鄰城市的同城化，為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布局提供更加便捷、安全的交通支撐。三是信息網絡應突出數字化建設，主要是運用互聯網、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發展信息網絡，推動地理空間向信息空間的深度轉變，既會加快發達地區經濟的更高質量發展，更會成為欠發達地區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驅動力量，從而可以高效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布局。四是公共服務網絡，主要是打造“互聯網＋政務服務”“互聯網＋社會服務”，推動新型公共服務網絡建設，以創新辦法提供高效便捷的智慧便民惠民服務，為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省域經濟布局提供公共服務支撐。
四、以智能化推動高質量發展區域經濟布局的構建
世界銀行2009年的報告《重塑經濟地理》在分析了美洲、歐洲、亞洲、非洲等國家繁榮和落后地區的變遷后提出，必須推進區域一體化，重塑經濟地理，逐漸改變世界經濟發展差距的擴大問題，并且認為，可以遵循三大特征審視區域一體化的發展：一是提高密度，二是縮短距離，三是減少分割。其中，密度是每單位土地面積的經濟總量，距離是資本、勞務、商品、服務、信息和觀念穿越空間的難易程度，分割并不是疆界或行政區界，而是國家或地方政府選擇自己疆界或行政區界的可穿透程度，這三大特征也是研究區域經濟布局優化程度的三個維度。在中國，由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還應加上社會發展方面的維度，即公平均等。這樣，提高密度、縮短距離、減少分割和公平均等四個維度不僅是分析區域一體化發展的理論框架，也是省域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經濟布局構建程度的識別標準。而正在勃起的智能化因素，可以推進這種經濟布局的構建。
智能化因素是以人工智能技術為主要代表的先進生產力因素，正在有效地提升產業結構、改造社會結構，推進產業的智能化和社會的智能化。如在經濟領域，智能技術不僅越來越多地滲入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而且又孕育和催生出新的產業，最為顯著的特征是形成在信息開放融通基礎上產生的數據驅動型經濟新形態，人人可以貢獻信息、分享信息，從萬物互聯和數據釋放中獲取發展紅利。又如在社會領域，人工智能越來越廣泛地滲透到人們的生活和社會交往中，引發社會結構的嬗變和社會治理的智能化，成為百年變局中推動世界發展的巨大力量。智能化因素的巨大力量，在發達省域和欠發達省域，都可以培育遞增性的區域比較優勢，從提高密度、縮短距離、減少分割和公平均等四個維度，推進省域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經濟布局。
就增加密度而言，智能化因素的導入會為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的工業化賦能，全面推進各地區的產業提能升級，經濟密度都能增加，優勢互補的規模會擴大，能力會提升。一個顯著特征是，發達地區的傳統產業向欠發達地區轉移，有利于釋放發達地區資源豐富的后發優勢，而發達地區有條件率先發展智能化產業，先發優勢的規模會擴大，能力會升級而進一步增強，更有效地向后發地區輻射。這樣，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因為增加經濟密度會持續發揮可以互補的遞增性區域比較優勢，在新的層面上實現優勢互補，在更廣的空間范圍增加經濟密度，推進省域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
就縮短距離而言，智能化因素的導入會推進智慧交通趨向省域全覆蓋，通過智慧交通高效、安全、全域縮短距離；會推進新基建向面上擴展，為縮短距離培育新動能；會開拓“云”市場發展數字經濟，通過“云”市場經濟縮短距離；會推進都市圈同城化，通過同城化縮短距離。這樣，無論是發達地區還是欠發達地區，縮短距離都有加快加深趨勢，會持續發揮可以互補的遞增性區域比較優勢，在更深層次、更大范圍推進省域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
就減少分割而言，智能化因素的導入，會形成廣覆蓋的“萬物互聯”，革命性地減少分割；會推動數字省域建設，多領域、全方位減少分割；會推進區域合作的數字化升級，會高效率、更深層地減少分割；區域合作成果也會加快由當事方的互享向社會延伸，在共享方面更好地減少分割。這樣，無論是發達地區還是欠發達地區，減少分割也會持續發揮可以互補的遞增性區域比較優勢，從更深層次、更多領域、更有效地減少現有的分割都會出現的分割，推進省域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
就公平均等而言，智能化因素的導入，會為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的全民創業、大眾創新注入新動能，創新創業成為主流，就業機會的公平均等就會上升到創新創業機會的公平均等；而且，智能化因素的導入還會推進公共服務趨向擴面升級、市場秩序趨向便捷透明、生態保護趨向生態補償，形成更高層面的公平均等。這樣，公平均等程度的提升更加凸顯普惠共享的價值理念，充分體現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多方面、深層次地優化省域發展環境，使那些可以互補的遞增性比較優勢得以持續發揮，從而會更有效地推進省域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
“十四五”時期，中國會加快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經濟布局的構建，各省域黨委、政府應看到智能化因素的巨大力量，走智能化發展道路，廣泛導入智能化因素，培育可以互補的遞增性區域比較優勢，在優勢互補中優化省域經濟布局的構建，推進省域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作者簡介：程必定，男，安徽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研究員，安徽省時代戰略研究院院長
（文章來源：節選自《區域經濟評論》2021年第1期 整理 平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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