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是点燃诗情的引子。从当年的曹孟德“横槊赋诗”，“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那杯酒就摆在我们千古的梦想和诗情里。

我们都曾经跟着陶渊明去喝他田园里淡薄的酒，“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这是一种回归了恬淡的酒，他在酒中怡然自若。

我们也曾经跟着李太白喝他豪迈的酒。“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他说他自己无非是“长剑一杯酒，男儿方寸心”。李太白邀约千古明月，“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今天我们的樽中不缺酒了，但是缺月光。我们仍然缺一段月光相映的诗情。

作为一种神奇的饮料，白酒在中国政治文化中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从白酒产生时“禹疏仪狄而绝旨酒”，到夏桀、商纣王因过度嗜酒而亡国，再到楚汉相争时的鸿门宴，光武帝刘秀赊酒旗起义，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乾隆年间的千叟宴，酒都在其中充当了媒介

酒作为政治饮料，是从中国儒家学说的礼治思想直接生发出来的。礼必须贯彻政治实践中去,而国家政权是靠两手来维持的,即文的一手和武的一手。

《左传·成公十三年》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中国古代，祭祀是君王向臣民推行礼治的示范，也是臣民向代表上天意旨来治理百姓的帝王表示虔诚和崇拜的一种方式。在祭祀奠仪中体现出来的上下尊卑的等级名分，臣民必须恪守不渝。南宋词人刘克庄的“天下英雄，使君与操，余子谁堪共酒杯”，别的人都没有资格同刘备与曹操同桌碰杯，政治等级何其森严。直到今天，此等现象，还在自觉不自觉地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酒宴席位的尊卑有别，仍然是以礼为核心的。

尽管历史上也有不少因纵酒而误国的事例，但酒文化作为政治文化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皇帝赐御酒犒赏出征将士以激励他们英勇作战;赐酒予文官以鼓励其秉公勤政;酒食款待异国使节以敦促两国修好，这些没有酒都是不行的。

酒，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它已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一种文化象征，即酒神精神的象征。

在中国，酒神精神以道家哲学为源头。庄周主张，物我合一，天人合一，齐一生死。庄周高唱绝对自由之歌，倡导“乘物而游”、“游乎四海之外”、“无何有之乡”。庄子宁愿做自由的在烂泥塘里摇头摆尾的乌龟，而不做受人束缚的昂头阔步的千里马。追求绝对自由、忘却生死利禄及荣辱，是中国酒神精神的精髓所在.

在文学艺术的王国中，因醉酒而获得艺术的自由状态，这是古老中国的艺术家解脱束缚获得艺术创造力的重要途径。历代诗人墨客饮酒欲诗，赋诗思酒，诗中有酒，酒中出诗，李太白“举杯邀明月”，苏东坡“把酒问青天”，杜子美“说诗能累夜，醉酒或连朝”，毛泽东“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的著名诗句，都充分表明酒是诗人想象的翅膀。

不仅是诗，在绘画和书法中，酒神更是活泼万端。清朝时，郑板桥的字画不能轻易得到，于是求者拿狗肉与美酒款待，在郑板桥的醉意中求字画者即可如愿。郑板桥也知道求画者的把戏，但他耐不住美酒狗肉的诱惑，只好写诗自嘲:“看月不妨人去尽，对月只恨酒来迟。笑他缣素求书辈，又要先生烂醉时。”唐朝画圣吴道子，作画前必酣饮大醉方可动笔，醉后为画，挥毫立就。“元四家”中的黄公望也是“酒不醉，不能画”。“书圣”王羲之醉时挥毫而作《兰亭序》，“遒媚劲健，绝代所无”，而至酒醒时“更书数十本，终不能及之”。怀素酒醉泼墨，方留其神鬼皆惊的《自叙帖》。草圣张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于是有其“挥毫落纸如云烟”的《古诗四帖》。

可以说，没有酒就没有中国文化的灵气，没有酒，就没有中国文化的大气，酒成了中国人沟通神与我之间，达到物我两忘的媒介。

中国人热情好客，有朋自远方来，要饮“接风酒”、“洗尘酒”。浊酒一杯，把酒言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知心好友一起饮酒，酒酣吐真言，彼此的情感得到宣泄。迎宾不能少了酒，此习俗沿袭几千年不变，所以酒被视作交流感情的良方，增进友谊的妙药。

喜酒往往是婚礼的代名词。置办喜酒，即办婚事。去喝喜酒，也就是去参加婚礼。因为酒是人们情感的寄托，喜酒更是助兴的精神食粮，让新婚夫妻的生活更加幸福。酒已不仅仅是一种饮品，而是一座桥梁和纽带，是一种载体、一种文化和时尚。古人在“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均用玉液琼浆的美酒来助兴庆贺。现在，结婚喝喜酒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项重要事项。

在古代，我国幅员辽阔，地理形势复杂。再加上发通的极不便利，出门远行，山长水阔，或步行，或骑马，或坐船，或乘车，不但艰险四伏，而且往返时间长久，所以宋代陆游说“远泳无处不消魂”。通讯工具也极为简陋，传递信件都很困难，“鱼书欲寄何由达，山远水长处处同”，于是亲人或友人出行被视为一件十分隆重且伤感的事，必设宴饯行送别。这种宴饮形式，谓之“饯行酒”“送别酒”。